在发达国家或地区，一位公民要考驾照，通常情况是，你只要有一定的驾驶基础，那去报名就考即可，并不在乎你前面在哪里进行驾驶技术的学习和培训。

这个基本道理，到了中国这里似乎就行不通，即使法律法规有了相关规定也不行。

在江苏南京，一位90后的姑娘小苏在舅舅的教授下，已经学习完小轿车驾驶的理论与实际操作，随后她向南京车管所提出要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却遭到了拒绝；小苏姑娘不服，将车管所告上南京玄武法院，结果法院一审判决小苏败诉。

现在的私家车已经很多，家里长辈开上了车，晚辈跟着学开车，已经是很方便的事；这样的自学驾驶，确实高效又省钱，为何不让参加考试？小苏觉得，考驾照即使考不出来，车管所也不能剥夺她参加考试的权利，所以她把车管所给告上法院。这个“告状”很有意义，它不仅仅是一个公民的事，而是关乎公共利益，它完全可以看作是“公益官司”。

对于这类“自学成才考驾照”，此前就有人称之为“看上去很美”。今年4月，针对网友提出的“能否不参加驾校培训而直接参加驾驶证考试”的问题，公安部回应称：我国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申请驾驶证必须经过驾校培训……对此，有的地方有限度地实行“散考”，有的地方则回答得很明确：目前只能通过驾校考驾照，将来才有可能放宽相关政策。

我以为，法律面前不仅人人平等，法律面前还要事事平等，但事实上往往并非如此。在法理的层面，公民可以做任何事，除非法律禁止——这叫“法无规定即可为”；政府不可以做任何事，除非法律许可——比如美国的宪法就是以禁止公权力为主旨的。“法无规定即可为”，本是一张巨大的“法律挡箭牌”，可在实际的司法层面，这常常会变成镜花水月。

法律在前面成了挡箭牌，公民在后头才有自如的活动空间。早先，曾有新闻发言人在答记者问时，有句话脱口而出变成了名言，那就是“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说抱有某种动机的人，“什么法律也保护不了他”。这在大前提上就错了，因为法律本应当是所有人的挡箭牌，除非执行法律的把法律当成擦屁股纸。

那么现在，“上位法”会不会最终成为小苏的“挡箭牌”？不知道。她的这起小小的案件，与其说是呈现了法律问题，不如说是呈现了社会问题和利益问题。机动车的驾驶培训是一个巨大的蛋糕，已经成为巨大的“既得利益”，其背后往往有着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这样的既得利益蛋糕，当然是不愿意轻易失去的，有些地方化的规定，无形中就成了这个既得利益的保护伞。

有识之士早已指出，在立法立规方面，出现了“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律化”的倾向；一些部门悄无声息中已将利益诉求塞到法律法规里头，特别是地方化的一些规定，随意性很强，自由裁量度很大，为保护既得利益留下了巨大的空间。这样，法律和司法成不了公民权利利益的“挡箭牌”，也就“再正常不过了”。

毫无疑问，司法法律如果成不了“挡箭牌”，公众就会对司法法律失去尊重和敬仰。不久前，最高法院沈德咏副院长明确说，“错案一经发现，惟有依法及时纠正、匡扶正义，方能让民众对国家法治树立起信心”。我举双手赞成这一说法，可真要兑现、真想变成现实，那还是很难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