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史铁生逝世两年有余，此前有人提议将其骨灰安葬在北京地坛公园并为之塑像，均遭到地坛管理方拒绝。此事引发网友热议，有人认为史铁生赋予了地坛新的意义，应该长眠于此。但也有人认为，地坛乃“公园”而非“公墓”，无论安葬还是塑像均有损历史原貌。

在史铁生两周年忌日，多位作家以及相关杂志社发起雕塑事宜源自纪念善意。相关方面以涉及重点文保单位答复亦并无不妥。光就具体倡议内容来看，在一个重要皇家祭祀遗迹竖一座现代作家雕塑是否妥当，是否就一定能增加两者之间的人文互动，这种纪念形式是否符合作家本人生前意愿，见仁见智，放下不表。

需要说的是，无论塑像也好，立碑也罢，就纪念本身而言，无非都是一种表达形式。以史先生来说，在其身后，无论以何种形式居于何地，相信其为人与为文之精神早已在人们心中植起一座丰碑，否则就不至于有竖雕塑于地坛之议。

多年前，史铁生以《我与地坛》赢得读者万千，更以身残之躯不懈写作，和命运不屈抗争的历程广受尊敬。初读该文，记得大约是在20年前的一份《读者》上，“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作家当年手摇轮椅在地坛公园战胜苦闷彷徨的经历，让其时耽于学业、前路茫茫的我，仿佛于雾海之中找到一盏前行的明灯。

与史铁生身后受到相似纷扰的，还有另一位已过世多年的作家路遥。最近，有热心人士发起设立路遥文学奖之议，其家人则表示要慎重对待，多次在媒体上呼吁社会公众不要为该奖项捐款捐物。理由是作家生前一直刻意地远离鲜花和掌声，生怕有负世人期望与信任，所以不希望在逝后背上任何人情的包袱。

对一位作家的传播或者纪念，本就不应该过多拘泥于形式，更重要的后来者以更理性更批判的态度对其作品进行解读，或对其精神特质进行传递。就像不久前莫言冷静对待获诺贝尔奖一事，多次希望“让事情快点过去”，莫的本意其实表达了能够远离喧嚣纷扰，回归文学作品本身的良苦用心。由对人的关注到对作品的讨论，对这个日益物化的世界来说，才是更为现实的命题。

还应该提到，进入数字化时代，网络阅读越来越成为读者选择。与史铁生那一代人传统纸质写作相较，网络阅读和写作日益呈现出快捷化、通俗化和价值取向多元化的趋势。但是快捷不等于泛滥，通俗不等于媚俗。仅就传播态度而言，今天人们自发纪念史铁生，当然更应像史铁生、路遥等那一代作家那样，始终关注生命、关注人本身，使得作品的写作和流传，更加符合民族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从而真正背负起一个时代的文化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