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农民工欠薪问题，有点老生常谈了，但每年也不乏一些“新”意。翻阅各地新近报道，类似于行为艺术的跳河、跳楼、爬塔吊、裸奔……似乎不引起点轰动就要不回工钱，乃至于出现了“娃娃讨薪”、“微博讨薪”、“拜神讨薪”等升级版讨薪剧，看后着实让人心酸。

相关数据显示，过去一年，全国各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共办理欠薪案21.8万起，较上年增长7.5%。百人以上群体讨薪事件以及拖欠工资都呈上升势头。

从每年开展的各类专项行动，到“恶意欠薪”写入刑责，应该说，对于帮助农民工追讨欠薪，各地都是不遗余力的。只不过，回到现实中，这个“痼疾”总是挥之不去。

农民工欠薪问题多发，成因是多方面的。现有法规对企业和企业主惩戒力度不够，一些中小企业社会责任缺失，农民工缺乏自我保护意识、不签订劳动合同，等等，都在客观上导致欠薪多发。

农民工讨薪乏力，显示出来的仍然是相关法律制度的乏力。尽管“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已经进入了《刑法》，但是，对于条款中什么是“数额较大”、什么是“严重后果”都没有明确的认定标准。“经政府部门责令仍不支付”，到底是哪个政府部门，似乎也缺乏明确界定。最新数据表明，欠薪入罪刑责已近两年，仅有80余人获刑。

再则，农民工依据《劳动合同法》等向相关部门投诉、调解或促裁，乃至向法院提起诉讼等等，面临的仍然是时间周期过长、追讨成本过高甚至执行起来困难等难题。

根治农民工欠薪问题，呼唤制度完善。亟须出台与“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相适应的司法解释，以促使相关法规更好落地。几天前，人社部等12部委联合明确对10人以上的集体劳动报酬争议当天立案并加快结案等，不失为有效手段。此外，也可以鼓励尝试和企业工资支付保障相关的办法，如通过对农民工工资发放实名制、通过银行发放农民工工资等办法，加大对农民工欠薪的事前防范。

还应看到的是，农民工采取一些极端手段追讨欠薪，虽然事出无奈，却也在客观上危害到了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要加大对农民工的法治教育，让其认识到合法维权与理性维权在保护其自身权益上的重要性。唯如此，让农民工合法合理地拿到薪水，才不至于转化为令人痛心的“行为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