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个人信息保护法》，自2021年11月1日起施行。本法规定了个人信息处理和跨境挺的规则、个人信息处理的义务等内容，明确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大数据杀熟，及非法买卖、泄露个人信息，也对人脸数据等敏感个人信息处理进行规制，完善了个人信息保护投诉、举报工作机制……

“数据便利”为美好生活描绘的图景徐徐展开，而藏匿在其背后的数据安全风险却愈发凸显。小到骚扰电话、APP泄露个人数据，大到公共服务系统出现高危漏洞，各种数据安全事件频发，引发了人们对数据安全的焦虑。哪怕给个人数据加几把锁、上几道密码，接连发生的数据安全事件，也让老百姓心有余悸。正因为如此，不管一些互联网企业再怎么贴包票，“说多做少”的过往，也难以让人民群众对数据安全放心。

如何为数据安全“上锁加密”？维护数据安全，保护个人信息，不仅要技术迭代固化安全围墙，也要用制度完善筑起安全屏障，给个人信息因公上把法律安全锁。而《个人信息保护法》出台，为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提供了顶层框架，必能缓解个人信息被过度收集、滥用和泄露等问题。

守护个人数据安全，离不开科技“迭代”升级。科技创新是数据安全最好的“锁”。在实践中，我们可以发展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相应产业，为数据应用提供场景媒介。而维护数据安全、保护个人信息，则要通过研发与创新核心技术，在技术防护上“打补丁”；优化升级安全防护系统，为数据安全加固防护围墙；对数据开展分类分级保护，特别是对于国计民生的数据“格外关照”·······

“数据良治”，离不开技术上的“严防死守”，也少不了制度上的“划定底线”。而如何为制度“划定底线”？制度规范完善，是“数据良治”应有之义。在立法上，《民法典》《刑法》《网络安全法》为个人数据信息规范使用圈定了基本原则，界定了数据权属、安全义务与法律责任。同时，落实数据安全的制度规范及其法定义务，也不能拉下。其实，法律的生命是被实施赋予的，被信仰赋予的。只有将冰冷的法律条文转化为具体的执行措施，才能维护数据安全与保护个人信息划定底线。在上述法律基础上，《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更为直接、具体。

数据权属定性清晰了，权利边界厘定了，平台责任细化了，监管标准明确了，职业伦理规范了，企业就能在法定方圆内对经营活动“收放自如”，越界经营现象也少了；监管部门运用“看得见的手”调控，也就能够松紧有度。相信，伴随着数据治理规则的完善与落实，个人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难题必将有所得以解决。

数据时代，“数据算法”在各行业的优势有目共睹。不过，也要看到，由数据保护的复杂性、专业性、高风险性决定的，单凭部门如何“单打独斗”，也难以为个人数据安全风险“炼石补天”。为适应数字科技推广应用，还要转变传统整部职能部门主导的治理模式为政府职能部门、企业、公民参与的“共建共享共治”的新模式。基于此，《个人信息保护法》进一步压实了职能部门的监管权责，从严惩治违法行为。考虑到互联网平台企业所面临的现实情况，本法也要求其扎实个人信息保护、依法经营的篱笆，并要接受社会监督。

未来以来 ，如何面对？相信，柔性的技术与刚性的制度“并轨同行”，必将填补数据安全的缺憾，驱动数据良治驶向“诗与远方”。不管“数据算法”存在这样的漏洞，还是有那样的安全风险，我们也不能因安全风险而对其因噎废食，而要在法律层面或者技术层面，或者在技术层面用补丁，或者在法律层面用法治父爱主义威严，对其进行修补、完善，让其朝着我们期待的“诗与远方”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