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写

位于耶稣堂弄的司徒雷登故居被包围在周边的建筑之中，无论从什么角度，我都只能斜着观瞻故居的正面。我想还原一下房子稍正的画面，于是我立在很侧的地方，就像坐在剧场的一排卅一号，却要看出十排七号的感觉。绘画有时候就是这样，既可转换一下角度，也可去掉遮挡的前景，还可能重回过去时代，所以，我觉得艺术有时候是主观和想像的。

故居是司徒雷登之父司徒尔来杭传教时，于1878年所建，砖木结构的中西式二层楼房，有走马廊。当时的建筑还包括一座教堂、一所学校和多幢传教士住宅。在司徒尔接任天水堂的第二年(1876年6月)，司徒雷登出生，直到11岁时才随父母回到美国读书。1904年，他以传教士身份偕妻重返杭州，在此期间曾参与杭州育英书院（后来的之江大学）的创办，如今的校区内仍保留着他当年居住过的红楼。1919年司徒雷登出任燕京大学校长。

又一次来到故居，几件展出的文物令我关注。一是1946年10月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应邀回杭参访时被授予“杭州市荣誉公民”称号的证书和金钥匙。杭州给司徒雷登留下了深刻印记，他大概是唯一一位能讲杭州方言的美国驻华大使，他曾自豪地说：“我籍贯浙江，生在杭州，祖墓在西湖”、“我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第二件物品是1946年11月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同志托人送给司徒雷登的一尊仿明代成化年间的敞口瓷瓶的复制件（原件藏于南京梅园新村纪念馆）。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中国命运风云交汇的历史关头，礼物的交往凸显的不仅仅是两人间的友情。现在文物重回故居，弥足珍贵。

一条小弄，因司徒雷登这位有着传奇经历的人物而平添了许多底蕴和色彩。1962年，司徒雷登在华盛顿去世。他曾立下遗嘱说，如有可能，将他的骨灰带回中国。2008年，在多方协助下，司徒雷登的骨灰回到杭州。他的墓碑上仅简简单单写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一百四十年前，经清代官府批准，将天水桥畔的十亩荒地拨给司徒尔之前的两位牧师修建礼拜堂。从那时起，一百多年过去了，一条窄窄的耶稣堂弄见证了时代的变迁。现在的耶稣堂弄活色生香，砂锅店、茶餐厅参差林立……司徒故居与天水堂也修葺一新。从这里往西，延安路上银泰百货的都市时尚风潮，武林广场在建地铁站的繁忙景象，邻近京杭运河上船只的穿梭往来……都是弥散着新的时代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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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篇课文《别了，司徒雷登》，可是我学生时期偷懒一直未读。主人公司徒雷登和杭州的渊源，就得从他出生的这条耶稣堂弄说起。在他11岁回国念书之前，这个美国孩子操着一口地道的杭州话，在巷子里跑进跑出。而再次来到中国，他的身份就复杂了许多，传教士、校长、外交官……他的命运因和动荡的时局交织显得坎坷和传奇，而他和他的故居及天水堂却成了杭州历史的一部分。

留意过天水堂的人大概知道，在大门左后方有一幢二层小楼，那是司徒雷登出生的地方。而司徒雷登故居是在一墙之隔的小区内，虽然铁门紧闭，可若想进去看看，还是可以往前走拐进小区里进去，只是要多花5分钟的时间。

故居的前后紧贴着一个幼儿园和一栋居民楼，所以要看清楚它的样子，需要更换好几个角度。这座美国人造的房子简直是简单到了“缺心眼儿”：屋子中间是楼梯，楼梯的左右两边分别是两个长方形的房间，楼上楼下构造基本相同。现在，一楼成列了一些司徒雷登曾经的生活、办公用品和家具，楼上是介绍其生平事迹的展板。后院一排低矮一些的屋子原先可能是厨房或仓库，现在是保安的住所。

再回到一楼的时候已经接近午饭时间了，附近小餐馆的油烟味儿重得呛人，间或都能听见锅铲和锅子碰撞发出的响声。“哐当”一声，对面居民楼的门开了，走出来一个穿汗背心的老人，手里提着垃圾袋。远处骑来的电瓶车上带着一个孩子，孩子手里拿着冰棍，身上套着游泳圈，头发还在滴着水。把司徒雷登故居和这些场景放在一起一点都不突兀，这幢房子和它曾经的主人一样，对杭州的市井味道是那么的甘之如饴。或许多年以前的某个夏日，司徒雷登沏了一壶茶，手捧一本书，坐在走廊下，和弄堂里来来往往的邻居用杭州话打着招呼，唠着家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