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日前表示，安装一个心脏支架，患者要支付比出厂价格高数倍甚至十几倍的钱。一个国产的心脏支架，出厂价不过3000元，可到了医院便成了2.7万元；一个进口的心脏支架，到岸价不过6000元，到了医院便成了3.8万元。心脏支架暴利已经超过了贩毒。（据《中国青年报》）

心脏支架有如此暴利，不要说是心脏病患者，没有心脏病的正常人也要被吓出心脏病。然而医疗器械的暴利现状并不局限于心脏支架，此前有报道说，一位名叫张宏的医疗器械经销商自揭暴利黑幕，他举例说：“在骨科医疗器械厂，一块骨科器材成本30元左右，区域总经销商则每块卖40元—60元，代理器械公司每块卖80元左右，最后到患者身上，每块已变成3000元左右”。而卫生政策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卫生法学教授卓小勤在接受采访时说，业内的朋友告诉他，一个顶尖的骨科医生一年可以拿到几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回扣。

医院敢于销售天价心脏支架，原因之一是患者的不知情，不是专业人士谁也搞不清一个支架的成本是多少。其次，处于相对弱势的患者也无法进行讨价还价，因此，价格机制在这里失灵。

在这种情况下，监督机制就至关重要。从理论上来说，药品、医疗器械的采购，都要经过严格的招标制度。而最终达到患者手中的价格，也必须在价格部门的监管之下。然而事实上，这层层制度设置如同虚设，药品、医疗器械暴利层出不穷。在强大的利益链面前，监管显得孱弱无力。

更为可怕的是，由于暴利的驱使，心脏支架使用泛滥成灾。据中国医疗外科植入专业委员会的统计，2000年我国心脏介入手术的数量是2万例，到了2011年，这个数据激增至40.8万例，增长了近20倍。有业内人士称，目前我国每台心脏介入手术平均使用约1.6个支架，依此推算，2011年中国介入支架使用量超过65万个。医疗器械暴利威胁着患者健康和生命的同时，也冲击着医生的职业道德底线。

当医疗的暴利进入我们的血管，进入我们的心脏的时候，我们再也无法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我们改革医疗监督体制的时候了，趁在我们的心脏还能正常跳动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