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防腐，依然是今年两会热点。《羊城晚报》报道说，国家安监总局新闻发言人黄毅首度披露：“表哥”杨达才受贿问题不是出在安监局长的位置上，而杨达才的腐败不能说整个安监系统腐败严重；国家安监总局副局长王德学视察河南义昌大桥事故时当场“流泪”，内情是眼睛有毛病，经常要擦拭……

安监系统这“哭笑不得”的新闻，原来有着这样的内情，今天看了同样感觉“哭笑不得”——这些信息为什么不及早披露，一定要等到了两会上才拿出来“说道说道”？

信息披露不及时不迅速，是反腐防腐工作中的一大忌讳。相比于信息披露这样的“小问题”，反腐立法则是一个“大难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提到，“完善反腐败方面的立法，真正形成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今后5年的立法重点。与之配套的是，国家机关组织运行法治化，也就是约束公权力方面的法律，如规范国家机构组织职能、运行程序、监督机制等，也是今后5年立法的主要内容。这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首次公布反腐立法的时间表。这时，距全国人大史上第一份建议制定《反腐败法》的议案，已过去了整整14年。

反腐防腐和人大职责很有大关系，人大负有历史使命和法律使命，责无旁贷。

反腐防腐光打“强心针”是没有用的，而最需要对准基础性的病灶，进行根子上的治疗，就像对付癌症，该放疗就放疗，该开刀就开刀。

在当前的反腐工作中，呈现出三个突出形态：一是领导职务高的案件多；二是案件涉及金额数量大；三是查处案件中的“一把手”多。这背后，关键就是一个“权”字——它就是病灶的“根据地”。

比“反腐立法”更为基础性的工作，就是“制衡权力”；对准基础性病灶，就是要对准“权力”，真正把权力关进笼子，关进制度的笼子，关进法治的笼子，决不能让一个权力无恶不作的时代到来。

无论在什么环境下，权力生成之后，如果没有制衡，那么光靠“监督”是不行的。谈到监督存在的问题，中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曾不客气地说：“上级监督下级太远，同级监督同级太软，下级监督上级太难，组织监督时间太短，纪委监督为时太晚。”显然，有效监督很重要，群众、媒体监督官员、政府，这条路子一定要畅通；而无效监督犹如涂在皮肤表面的紫药水。

“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这是反腐防腐的“三清”目标，而在我看来，这三个“清”的背后，还有一个重要的“清”，就是“权力清澈”——要让权力变得清澈透亮，该拥有的权力就清清楚楚地让你拥有，不该享用的权力就明明白白不让你享用。也只有清澈透亮如同阳光的权力，才不会滋生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