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我就关注过哈尔滨市环卫系统公开招聘的事情。事业编制，全国招聘，1万余人报名（含报名不成功者），招了448名环卫工人，其中有7名研究生……

对这个新闻，我其实一点也不惊讶。类似的报道，早前就有过。可是，有一位应聘者说的话，还是引起了我的深思：他说他老家在农村，打工的地方没办法把他落到城市户口，而户口的差异带来的是诸如就业、福利、教育等一系列社会保障的不同，“就算是死，我也要死在编制里”。

我真的很理解、很体谅这样的境遇与心态。在城乡二元体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这孩子作为最底层的人，渴望向上有所“流动”，但固化的现实带给他的“厚障壁”，真的很难突破。若能赢得一个“事业编制”，尽管距离公务员的待遇还有点远，可是毕竟比“企业”好很多了。

不同身份的人，其在职的工资待遇、退休后的退休金，都有着巨大的落差，外人往往不知道。同工不同酬，这不是一两天形成的，历史可真是积重难返。

如果把“进入事业编制”、“考上公务员”当做求职谋生的终极理想，这多少有些可怜的。但是，做官从政当权，对多少人来说，是多么巨大的诱惑啊！可这是如何的“悖谬”呢！我不由得想起新闻界著名人士江艺平说过的话：“官性”之异于人性，在于把做官当做最高追求，一切为了做官，做官就有一切，荣华富贵系于此，身家性命系于此，官职自然就比生命还重。说穿了，“官性”就是对人性的泯灭。而这一切，都是“官本位”社会的必然现象。

这背后，最根本的是一个身份等级的体制制度问题。这一根本问题不解决不突破，“地位金字塔”就难以改变：塔尖的是高官，最让人神往；其次的是公务员，引发千军万马去报考；再下头的是事业编制，即使是环卫工，只要是事业编制也让人爱不释手；再下面是企业的干活，往往就让人无奈无语了……

一个社会，如果不是以这样的等级体制等级待遇构成的，那么，人的身份地位就不会变得那么敏感、变得那么天差地别。为什么一些国家，动不动就有高官辞职，换身份就像换衣服一样方便？就因为那不是“官本位”的体制，他辞官不干，去干别的事情，同样可以干得潇洒、活得洒脱。而我们的官场体制和升迁的路径依赖，就那样把一个人死死地吊在一棵树上。

你说，那样把自己吊在“编制”上的人，能算是“创新人才”吗？南科大校长朱清时说：创新人才所应该具备的“5个力”——批判力、想象力、洞察力、专注力、记忆力。那么，“死也要死在编制里”的年轻人，是不是这五个“力”的反面，甚至成为其“反作用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