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百无聊赖的暑假即将结束的时候，我哥哥终于彻底泄露了自己的行踪。他去同学家做作业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常常一早就告别出门了，背回来的书包经常是鼓鼓囊囊的。他蹑手蹑脚的样子，没有逃过我爸爸的眼睛。

“放下书包！”

终于有一天，我爸爸一声大喝。那时候，我哥哥已经悄悄走过了我爸爸的房间。往常这时，一般正是我爸爸午睡的时间。他没有想到，我爸爸的声音会从他脑后猛然炸响。他惊慌失措的样子，立刻让他的全部秘密泄露无遗。他的书包很快被打开，里面装着的是十多张牙膏皮，几卷废铜丝，两双胶鞋底，甚至还有一塑料袋子的鸡毛。

我哥哥的哭声在那个夏日无风的午后惊天动地地响起。在我关于他的记忆中，那应该是他童年中哭声最响亮的一次。这一次，他没能得到写保证书而逃脱惩罚的机会。因为，最后据我爸爸查实，家里的五支中华牌牙膏也放在了他的书包里，那时他还没有来得及脱手。事实上，在成为他书包里的牙膏皮之前，这些牙膏几乎只用了一半不到。这个情况最终引起了我爸爸的怀疑。如果不是及时发现，家里或许还会有更多的牙膏落到货郎担的手里。那一次我对哥哥的遭遇有些同情起来。这是我在我哥哥面对我爸爸拳头时唯一的一次。我知道，至少将有很长一段时间，那个桂花糖迷人的香甜味会远离我们的生活。

我的桂花糖是我哥哥给的。我哥哥的桂花糖是他用那些牙膏皮废铜丝旧鞋底从那些货郎担那里换来的。我们关于那个货郎担的歌谣是这样的，

“叮叮嗒，叮叮嗒，兑糖的癞痢壳！”

其实现在说起来，这只不过是年少时候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可是在我成为记者的近二十年间，每当人们一说起浙商的创业精神时，就把他们和那个所谓的“鸡毛换糖”的故事联在一起。每次听到这样的溢美之词，那些在过去岁月中挥之去的情节就会重新清晰地浮现。我的脸上就会露出似笑非笑的复杂表情。

那些挑着货郎担的“浙江佬”(这是我在江西的童年时代对这些货郎担的称呼)就这样不停地在我们矿区的家属区里晃悠。他们似乎对我们的戏辱并不生气。相反，他们将手中的拨浪鼓用一种夸张的表情甩动起来，我和伙伴们口中的唾液随着这鼓点声不停地分泌出来。我们望着那层被塑料纸蒙着的桂花糖，不停地吞咽着嘴里的口水。“浙江佬”观察着我们的表情。他算计着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已经在头天将那些牙膏皮、锡铁罐、旧钢条丢在了这里。这时他显出了自己的慷慨，他用一块铁铲小心地从一整块圆盘大的桂花糖上敲出一块块指甲盖大小的碎糖片，然后依次分到我们手中。我们终于又尝到了那种迷人的甜味，他突然可怜起我们来，

“旧胶鞋也行呐！”

“浙江佬”启发我们说，话语似乎并不经意。可是，他明明知道，就在头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拎来了家里所有的旧胶鞋底。终于有一天，我同学张文清趁四下无人时，把他父亲一双崭新的雨胶鞋扔进了那个货郎担里。我那时正在树林子里观察一只知了的动静。那个“浙江佬”笑眯眯地接过雨胶鞋，若无其事地扔进了竹篓里。他抬起头来时，迅速地朝四周张望了一下，眼神里分明闪过一丝慌乱。在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我几次看见那个可怜的矿工父亲趿着一双破拖鞋走在上班的路上。

我哥哥或许在那时就表现出了生意人的精明。在我和我的同学们还只会在家里翻箱倒柜，甚至于像我同学张文清那样，冒着被父亲暴打的危险，一次一次把从家里得到的各种劳保用品送到货郎担时，他已经学会了跑到矿区附近的村子里挨家挨户去收集这些牙膏皮。他的交易是这样进行的，他经常带着一些小玩具、卡通画片跑到附近村子里，这些矿区孩子玩剩的玩具成了农村孩子的稀罕物。他常常满载而归。当他确定在这些孩子身上再也榨不出东西来时，他学会了像那个“浙江佬”那样若无其事地说话，

“旧胶鞋也行讷。”

说话间，他像变戏法一样，从口代里掏出了一迭更迷人的画片。果然就有孩子像我同学一样中计了。几天后，他书包里的这些物品就这样在货郎担那里换成了一张一张的纸币。在他的恶行最终败露后，我才明白，为什么每次那个货郎担停下来后，我哥哥是唯一一个得到免费馈赠的人。而我和另外的一群人却被驱散开来。他最终得到了一块比我爸爸巴掌还要大的桂花糖。我哥哥给我的份额是一个火柴盒大小的，这已经是我们那群小伙伴里最大的一块。在做完这一切后，我哥哥理所当然地把剩下的半个巴掌大小的糖块放入自己裤袋里。尽管如此，那一小块桂花糖几乎让整个夏天都显现出甜甜的味道。

我哥哥现在是一家大型建筑公司的老总。很多年后，我在夜总会那个包厢里看到我哥哥镇定自若指挥着小姐们向官员们敬酒的样子，我就想起小时候我妈为什么每次提到“浙江佬”时，就做出那个恶狠狠的抹脖子的动作。我想，这或许与我哥哥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