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西海岸的硅谷，是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延续至今的奇迹，以科技创新带动的爆发式的新经济模式，也一直被各种各样的版本解读。《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上由维韦克·瓦德瓦撰写的文章，他认为“硅谷是不可复制的”，因为硅谷成功的原因不仅仅是“环境+人才+大学+资本……”，半个世纪多以来，硅谷作为一个大区域崛起的创新模式，许多人想找出规律并加以复制，但至今没有成功的案例，美国当时的“东部硅谷”构想，更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太骨感”。

硅谷靠近山脉和海洋，环境宜人，有无数的州立公园徒步旅行路线，这些有助于培养乐观和开放的文化。请看一眼诞生在硅谷的伟大公司名字：苹果、Google、Linkedin、Facebook、 甲骨文公司、PayPal、英特尔公司、惠普、微软、思科……它们的成就可以说是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而以爱迪生门罗实验室为代表的工业研究模式，延续到硅谷模式，总是与创意、资金、人才和适合创业的文化环境完美组合在一起。而提供资金的投资方，也渐渐成为一种新的职业——风险投资商。无限的创意则来自那所著名的斯坦福大学，创意在金钱的滋养下，催生了初创企业、产品，甚至整个行业。

有“硅谷之父”之称的原斯坦福大学校长特曼，在硅谷获得巨大的成功后，就想在美国东部也克隆一个，他认为硅谷模式总是一样的：选择一个热门产业，在研究型大学旁边建一个科技园，为选定的产业在那里落户提供补贴和奖励，并创建一个风险投资池。他把目光锁定在新泽西州，新泽西州就是当年爱迪生的门罗实验室所在地，也有如贝尔等一大批工业时代的伟大企业。而位于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从名气及学术地位上一点不输斯坦福大学，但吊诡的是，斯坦福大学对西海岸这种以应用研究以及工业实用气息的东西嗤之以鼻，这里的教师和学生都不似斯坦福大学那种与生俱来对商业、创业感兴趣。为此，财大气粗的贝尔公司就花巨资专门投资了一个和斯坦福大学相似的专注于创新应用研究的大学。但这个大学并没有如斯坦福那样有璀灿的创新创意，这样的复制并没有成功。

有学者和专家认为，特曼失败的原因是文化的不同。如何去理解创新文化？一个很生动的例子，普林斯顿大学曾经建设过一个被称为“东部硅谷”的福雷斯塔尔园区，但他们把园区设想成一个高档房地产开发项目，而不是一个企业研究园区。普林斯顿大学倾向于通过收取租金的方式赚钱，每年每亩20万美元，要求入驻者提前50年支付。而在斯坦福大学，早先计划建设的一个购物中心，最后却成为了一个研究园区，许多初创企业和创业者入驻。这就是文化和认知的巨大差异。

“东部硅谷”失败以后，特曼又移师到美国中部的德州，但同样失败了。

霍普金斯大学的莱斯利教授、卡贡教授在合写的《销售硅谷：弗雷德里克·特曼的区域优势模式》一书中认为，特曼一直在仿效他在斯坦福大学所做的工作，建立一所合适的大学，刺激和维持区域高技术发展是硅谷成功之的精髓，特曼倾向于高估某一特定类型的教育机构作为区域发展催化剂的重要性，而低估了说服竞争企业合作支持共同目标的难度。特曼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斯坦福大学取得的成就，以及周边地区高科技产业的惊人成功，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战后国防开支的特殊模式，而这种模式在十年或二十年后就不再适用了。此外，更为关键的是，特曼当时并没有充分认识到，硅谷早年专注于特定技术领域、依赖外部供应商的小型初创企业的企业需求和战略，公司内部的研发资源很少，这一点与现在寻求他建议的空间遥远、纵向一体化的跨国公司完全不同。

在新泽西州和得克萨斯州，特曼和他的支持者们艰难地认识到，复制硅谷是多么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