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政策落地一年多之后，依旧是今年两会关注的焦点，多位代表委员都针对进一步完善二孩政策提出建议。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大会发言人傅莹提到，在全面推进二孩政策实施中，相关的配套政策和服务要跟上。

    从2011年放开双独二孩到2015年单独二孩，再到全面二孩，很多家庭都面临生与不生的问题。去年12月22日，全国妇联发布了“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对家庭教育的影响”调查报告，报告显示，有53.3%的一孩家庭没有生育二孩的意愿。在发达省份、城市地区、高学历的受访者中有60%以上的家庭不愿意生育二孩。

    生二孩“遇冷”，究其原因，最直观的就是“养不起”。现在多元化的社会里，添丁早已不是“添双筷子”这么简单，根据李建民《中国的生育革命》所述，中国已进入“生育成本约束驱动”的低生育率阶段。生育政策已不再是影响人们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首要因素，取而代之的是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因素。

    以上海为例，相关数据显示，十多年前的上海，一个0-16岁孩子的抚养总成本达到25万元；到子女上大学再读研，则高达48万元。十年后的今天，抚养成本无疑更高。由此可见，对大部分中国家庭，生二孩是一个十足的经济考验。当住房、医疗、教育等资源问题碾过育龄家庭的心头，缺了社会支持的配套设施，哪一项选择都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二孩政策”的预期导向和效果难尽如人意。

    此外，二孩“遇冷”还绕不开生育主体——受到生活与工作压力双重挤压的育龄妇女——生育意愿较低这一基本国情。随着现代社会的城市化进程与工作生活节奏的加快，养育子女和家务劳动负担对女性就业和职业发展有较大负面影响，是女性和家庭生育意愿降低的主要原因。《2016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显示，在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使生育对女性职业发展的影响越发凸显。“事业要再升不要再生”现象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新常态。与此同时，中国婚姻家庭不稳定性上升，也成为“低生育”社会现象的又一重要影响因素。从社会学视角来看，低生育水平是现代女性从传统生育观念束缚中“解放”出来“独立个性发展”的必然社会现象。

    本次两会中，发放“二孩补贴”不约而同成为几位代表委员的建言献策内容之一。且不论以经济鼓励方式支持生育二孩是否“冒进”，至少认识到，在全社会享受生育政策改革带来的成果时，让家庭和女性群体独自“负重前行”，无疑是不公平的。孩子是父母的，也是社会的。相关公共服务政策调整是必然需求。事实上，在全面二孩放开后，卫计部门已将工作重心从“计生”转变为与优生优育配套的服务，着力完善儿童的福利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