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正是我国城镇小学一年级报名登记的时段，二线以上城市普遍对外来务工子女入学设置了层层门槛，而济南市历下区则明确要求，外来娃入学，父母须有大专以上学历。仅此一道门槛，就足以把绝大多数农民工子女拒之门外。他们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到民办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或者返回原籍成为“留守儿童”。

    当前城市义务资源教育有限，公办学校对外来务工子女设置一定的门槛情有可原，但门槛的设定也应该讲求公平正义，居住年限、固定住所、固定工作等等，这些条件都不过分，然而将家长的学历作为前提，明显已涉嫌身份歧视。原本这样的身份歧视尚且犹抱琵琶半遮面，对家长的学历要求被隐藏在“入学积分制”里面，比如广东佛山，外来务工人员的学历积分是从初中20分往上依次递增到博士120分，不管怎么说，农民工子女至少还保留着入学的资格，而在如今的济南历下区，连这条小小的缝隙都已不存在了。

    一边是舆论经年累月的质疑、批评，一边是地方政府我行我素不为所动；质疑有质疑的理由，区别对待有区别对待的苦衷——电脑派位够公平了吧，但能保证每个孩子都能得到公平的结果吗？把“歧视”的争议放一边，人们需要直面的，是不断增长的城市外来务工子女受教育需求与城市有限的义务教育资源之间的矛盾。

    如何解决这一矛盾？一个方法是压低需求，一个方法是增加资源。前者简单，后者麻烦。但如果我们承认城市的建设、运行，城市居民需要的各种服务都离不开外来务工者的参与（以我们杭州为例，80%的环卫工都是外来工）；如果我们确认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无可逆转、城市人口还将持续增长，那么就可以明白，解决上述矛盾只有一条路：多建学校。

    应该说，中国二线以上城市在“多建学校”方面一直没停下脚步，但步子还应该更大一些、更快一些，不仅要尽快填补空白，还要争取走在城市化进程的前头。不必担心外来人口的流动性会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人口是流动的，但城市人口持续增长的趋势是不变的；学校不仅仅是承担义务教育的地方，同时也可以是市民开展各种活动（如锻炼、阅读、娱乐、讲座、培训）的地方；雨果说“多建一所学校就少建一座监狱”，学校的数量不仅与建设“学习型城市”密切相关，某种意义上还是社会是否和谐与稳定的风向标。

    人是生产力的第一要素，一个能留住“人”的城市才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而“留住人”的一大关键就是外来人口子女的受教育问题。一方面他们作为城市的建设者、纳税人，他们的子女有享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一方面城市需要通过保障、尊重他们的权利，来表达对他们所做贡献的认可，来展现期待他们继续为这个城市作出贡献的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