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万个舍不得“水上人家”
岁末年初,江晨白雾笼罩。午后,建德大洋镇渔民村,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微微弓着腰,正忙碌着修补破旧的渔网。“这几天雾气太大太浓,没办法捕鱼,趁机好好把渔具修补一下。”记者找到村里年龄最大的末代渔民,他叫陈樟坤,
“记忆里从祖父开始,我家三代都以捕鱼为生。”1945年,世界大战快结束,陈樟坤不过11岁,便跟随父亲一起上船捕鱼,这一捕就是63个年头。
在江上生活了大半辈子,陈樟坤的子女曾力劝父母上岸,安享晚年。但老两口却是一千个、一万个舍不得,舍不得离开那个陪伴了自己几十年的船“家”。
捕 鱼辛苦,但习惯了呀!陈樟坤说,捕鱼是个日夜颠倒的活儿。自己和老伴深夜11点左右去码头,将船划到离岸边25米处左右停住,把事先准备好的绑有石块和泡沫的渔网撒下去。等稳定好渔网的位置后,再将小船划回岸边,携手回家小憩一会儿。待到凌晨两三点钟,两人划着船又出发了,这次则为了验收成果。渔民收网从来不会在白天,渔网总是要在江水里过夜的。每次收网一般也就只能捕到两三条,运气好的时候可以捕到1米多长的大鱼。老两口年事已高,但面对渔网里活蹦乱跳的鱼儿,收起网来决不含糊,三下五除二的工夫,就把鱼装上了渔船。此时天空渐渐明亮,夫妻俩一声吆喝,满怀希望地,再一次将渔网撒向江面,而后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岸边。
现在陈樟坤已经有两艘渔船了,忙的时候还要带上棉被在船上过夜。夜晚的江面十分寒冷,却无法驱赶他们捕鱼的热情。捕鱼枯燥,却成为这一对老夫妻周而复始的生活模式。虽然已是白发苍苍,满脸皱纹,但是他们还在继续谱写着末代渔民的故事。
打鱼比打工好
“打鱼自由,每天可以吃鱼,夏天船漂在新安江很凉爽哦。”49岁的陈国良说绝对不会上岸去找别的工作了,坚称“打鱼比打工好”。一年有300天时间在船上,每年赚个3万元,夫妻俩太习惯于水上生活,当然他们的女儿已经上大学了,毕业后会找份工作做。
回忆小时候的渔民生活,陈国良一脸幸福状:“把自己打来的鱼去换鸡蛋、米,物物交换呀!找老婆嘛,也是近水楼台,从渔民中找,那个时候就以为世世代代都做渔民了。”“一网撒下去,那些鳊鱼呀、花鱼呀、白鱼呀,鲤鱼呀,一个个争奇斗艳的,多的时候有200多斤哪。”说起捕鱼的技巧,陈国良颇有一套。
坐在一旁的渔民许志忠,则已承包做起了养殖生意。以前一家人有 7个兄弟姐妹,从小在渔船长大。父母用绳子把孩子们一个个吊在船头,“怕掉入水里呀”,许志忠的童年,最有乐趣的记忆是白天坐在船上玩游戏,晚上睡在船上空气特别新鲜,小孩子上岸了都睡不着觉的。
晚年生活幸福安逸
“岸芳春色晓,松影夕阳微,寥寥深烟里,渔舟夜不归。”当年康熙皇帝南巡严州,曾对渔民触境吟诗。
“现在哪有年轻人愿意通宵辛苦网鱼,做生意打工赚钱才简单。我们这一代只怕是渔业的末代了。”70多岁的陈樟坤感慨地说,这几年国家一直把“三农问题”放在首位,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农民也可以参加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渔民们都参加了社保。像陈樟坤夫妻俩,每人每月可领到300元社保金,加上自己种点蔬菜、水果,还有儿女们的孝顺,晚年生活十分安逸。大洋镇渔民村的末代渔民们,都习惯性地坚守着这份职业,打鱼之余也会娱乐娱乐,生活丰富多彩。
据建德渔政管理站许站长介绍,渔政每年投放10万苗鱼到新安江,目前江上有280只捕鱼船、106只养殖船。渔政站平时最关心渔民的安全问题,规定晚上出船一定要安装信号灯;每年4-5月的汛期,加强安全管理提醒少出船;台风来临,则严禁出船。
600多年前,明皇朱元璋把陈友谅部属贬为渔户时,没想到他们的子孙后代都已早早地上了岸,极少数留在船上打鱼的,也成为末代渔民了。
末代渔民,听起来多少有些没落的意味。其实渔民们的后代,经商做买卖的,办企业当老板的,打工干活的,生活多姿多彩着呢。即便现在还以捕鱼为生的父辈渔民,也是因为长期的生活习惯,在岸上都造了自己的房子,闲着的时候,去村里的老年文化活动中心,打打牌、下下棋,日子过得逍遥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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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姓渔民”
据传,新安江的渔民大都是“九姓渔民”的后裔。陈、钱、林、李、袁、孙、叶、许、何,当年朱元璋下令“九姓渔民”不准上岸居住、不准与岸上居民通婚、不准读书应试、不准穿鞋上岸,还要应召服役。1969年,国家出台渔民政策,九姓渔民们就上岸居住工作了,父辈有70%是渔民通婚,到下一代就各奔东西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