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个税的制度安排，还是个税起征点的确定，都应合法透明地纳入公共选择的轨道。若非如此，今天可以因税收增加、经济下滑而减税，明天说不定就因税收减少、经济膨胀而加税———似乎都有道理，却都没有任何说出个所以然的根据一个占全国税收收入还不到7%的税种，隔三岔五就成为媒体群起报道和评论的公共议题，足见其制度弊端几近积重难返，是到痛下决心进行彻底改革的时候了。

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完成2135亿元，增长了27.3%；全国人大财经委前天发布经济形势分析报告提出，为防止经济出现大的下滑，可以发挥财政政策稳定消费需求的作用，建议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详见《羊城晚报》23日、24日报道）

税收增长，证明政府有减税的空间；经济有下滑风险，显示政府有减税的动力———尽快调高个税起征点似乎也顺理成章。可是别忘了，仅仅三个多月前，起征点才从1600元上调至2000元。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再次调整，是否证明上一次的调整近乎儿戏？这一次再调整，又该如何确定起征点？同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魏杰现在主张应调到5000元，而王一江早在去年就提出应为10000元。对于个税起征点应调到哪里，说法更是五花八门。

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颇具“中国特色”，西方国家的个人所得实行综合税制，把个人各种收入综合计算征税，然后实行累进税率；我们实行的是分类所得税制，按个人所得来源分为若干类别，确定不同的税率。分类所得税制既不用考虑个人的总收入，也不计较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别，更无须理会不同家庭的负担轻重，本来就难以实现公平税负、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更何况工薪所得减除费用标准（起征点）如何确定、依据是什么，从法律条文到政策文件都没一个说法，5000元也好，10000元也罢，都不过是“跟着感觉走”。有位深圳市民在网上发帖，可谓一语中的：“首先要确定富人的概念，如果月收入5000元就算富人，那么这个富人在深圳买不起房，看不起病，娶不起老婆，仅仅是维持生存而已。”

相比之下，倒是财政部部长谢旭人的说法有点靠谱。他曾透露，今年调高起征点后，工薪阶层纳税人数占全国职工总人数比例将由50%左右降为30%左右。那好，是不是将这30%的工薪阶层视为纳税目标，只要纳税人超过这一比例，就必须调整起征点？又或者，如不少专家所建议的，将起征点与每年的消费价格指数(CPI)挂钩？

有税务专家强调，我国现在还不具备实行个人所得综合税制的条件。问题正在于，“没有条件创造条件硬上”分类所得税制，虽说降低了税收征管成本和操作难度，却损害了公平税负、调节收入的税收原则，再加上不知依何而定如“神仙数”的起征点，真是不给“拎”出来成为公共议题也难！

一切财政活动，都是决定公共物品的供给数量和税负分担的公共活动；因此公共资源最优配置的前提条件是公众（经济人）的合意或一致同意，公共财政的决策也应当是公共选择的过程，如通过民主决策达致的政治均衡来决定起征点。无论个税的制度安排，还是个税起征点的确定，都应合法透明地纳入公共选择的轨道。若非如此，今天可以因税收增加、经济下滑而减税，明天说不定就因税收减少、经济膨胀而加税———似乎都有道理，却都没有任何说出个所以然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