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4日，中国足球死于天津水滴，告别南非世界杯，就像4年前死于广州天河，绝望德国世界杯。溺于“河”，毙于“水”，不一样的死法，一样的窝囊：在亚洲“基层”彻底玩完。

别唱“伤心是一种说不出的痛”，或“我的世界开始下雪”。古人云，鼻涕没倒流的，中国足球却一通猛吸，证明祖传箴言未必不是鬼话——从1981年的“苏家军”到2002年的“米家军”，好歹横盘于亚洲第一军团，可接下来呢？连续两届，在亚洲区主战场外便已止步出局。

绝无悲壮，惟有悲哀，对如此“杯”伤，没必要哼一曲失恋的挽歌，不值得露一脸苦恼人的笑——两小时后，看欧洲杯，欣赏瑞典“高人”与西班牙“斗牛士”竞技竞力，领略挂帅俄罗斯的希丁克与领军希腊的雷哈格尔斗智斗勇，是球迷就得承认，蹴鞫在中国，足球在它乡。

尽管，绿茵江湖抽刀拔剑论英雄，向来有足球是圆的一说，也诞生过“丹麦童话”、“希腊神话”乃至“中国梦话”之类奇迹，但根本而言，足球是方的，按实力上下左右各就各位才是常态。瞧中国队的技不如人，不仅败给卡塔尔、伊拉克算不上意外，败给谁球迷都无话可说。

有话可说的是纳税人，值得拷问的是为什么技不如人，需要审查的是公共财政、国有资本对中国足球的力挺何以低效、无效甚至于负效。正如这次把“杯”伤留给自己，“洋打工”杜伊、福拉多以及麾下二十多名球员，也许是最顺嘴的出气筒，却不能成为顶缸的替罪羊，真正一针见血的是“中国队解散”与“谢亚龙下课”的呐喊指向——直刺官办足球的体制死穴。

这个世界上，凡对足球的前世今生、来龙去脉有所了解的人，无不清楚的基本事实是，当我们引以为荣的远古蹴鞫游戏被英格兰人改造成现代竞技足球后，迄今为止，它的一部演进史就是一部逃离官办、奔赴民办的职业化史。职业足球，推崇供需的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遵循市场法则，公众是消费者，俱乐部是营运商，政府只履行公共服务职能，实践充分证明，这种民办而非官办的体制合拍竞技足球内在规律，将其发展成了第一运动，打造成了庞大产业。

尽管，在国民经济市场化取向改革大势推动下，1990年代初，中国足球职业化提上议事日程，并从 1994年开始了职业联赛，但不能不说，十多年来徒有虚名，始终停留在似是而非的伪职业化、伪职业联赛阶段：官方主宰一切，民间无从自主，名为民间社团实为政府机构的中国足协一统江山、一言九鼎，与职业足球由市场起基础作用的要求貌合神离、南辕北辙。

中国足球的王俊生、阎世铎、谢亚龙时代，萎靡不振一脉相承并无秘密——民办的真职业足球与官办的伪职业足球，差别显著，简言之：前者，权、责、利界限清晰，有内在激励与约束机制，能使生机和活力持之以恒，可促进技战术水平不断提高，为公众赏识认可而喜闻乐见；后者，政府机构与经营组织、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等关系乱套，由行政与市场暧昧所致的权、责、利含糊与秩序混沌，必然成为孳生假、丑、恶的温床。

谁若坚持认为政府对市场越俎代庖是正确选择，坚持认为中国足协替民当家、为民做主的官办足球并非穷途末路，那么请回望中国足球足迹，看职业联赛如何从希望的田野变成破败的荒野、一票难球的金牌球市如何沦为门可罗雀的惨淡球市，看假球有多假、黑哨有多黑，看罢赛、撤资、赌球闹剧……事实胜于雄辩，长官意志当道的足球，没有最坏只有更坏，恶果不仅是用纳税人的钱把足球搞得乌烟瘴气，而且从来没谁负责，主事官员挪动屁股照样当官。

犹需强调：白马非马，世界杯足球不等于足球。官办足球，即使像阎世铎般走运，碰上韩日主办世界杯退出亚洲区角逐，并不顾中国足球全局与长远发展之需而喝令一切为“出线”让道，倾尽全部老本连同寅吃卯粮孤注一掷豪赌，虽赌进了世界杯决赛场也得不偿失，因为这一“中国梦话”政绩的高昂代价是中国足球基础全面坍塌、一赌断魂。而更多的常态下，官办足球面对世界杯，不把“杯”伤留给自己才怪，王、阎、谢三代掌门对此应当最心知肚明。

中国足球“杯”伤史上，技不如人只是病相，体制不如人才是病根。对症开处方，重在革除官办，还权民间，让市场荡起驱动与制约双桨，这不是对谢亚龙再做这边“下课”那边“上课”的前任式处理，而是按市场机理重构官民关系，如此未来方可期待，否则绝无前途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