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张合影，永远都是关于母亲的美好回忆
照片里，他们永远都是妈妈的心肝宝贝
出人意料，母亲节这个新兴的节日，竟会抵达这么多老人家的心里。
这两天，来传照片、回忆妈妈的，有十多位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家。有位老奶奶都近90岁了，打电话过来，说“对母亲也有些话想说”，问我们给不给她这样一个 机会。
为什么不呢？干脆，今天这个母亲节的板块，我们就让这些老人家当一回“晒客”，把他们的回忆串联起来，组成一系列关于母亲的影像志——正如照片中定格的，那个年轻妈妈身边，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
王罗英：我的“光荣妈妈”
妈妈这辈子是苦过来的，主要是为了这个大家庭——我们家一共16个兄弟姐妹（其中2个男孩子早年夭折）。
现在想起来，真的很难想象，母亲是怎么把这么多孩子拉扯成人的。这16个孩子里，只有最小的弟弟是解放后生的，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月里，母亲带着这么些个毛毛头，要到处躲避战乱。我父亲是开厂子的，平时很忙碌，所有家务事都交由妈妈处理。这么多孩子，相当于现在幼儿园的几个班，不只是衣食温饱，还有伢儿间的调皮玩闹，在宝善桥河下的老墙门里，忙里忙外的母亲都操碎心了。
当了一辈子的家庭妇女，也没太多文化，妈妈就在这16个孩子的成长中，慢慢老去。为数不多的几次抛头露面，也只是在五十年代鼓励当“光荣妈妈”时，去过几次人民大会堂，接受政府表彰。其余岁月，妈妈都是极平淡地度过的。
妈妈走了20年，不知道她能否在那个世界看到，我们这个大家庭人丁兴旺，整个家族凑在一起都有100多人了，枝繁叶茂，在各个地方生活着。
我现在72岁了，母亲节，我也想妈妈的。
孙红：
自卫反击战后的团圆照
封存了多年的老照片，今天再翻出来，许多都已泛黄，而且受潮粘连，但看着老照片，母亲就在眼前。最有代表意义的，就是这张1979年6月，我和弟弟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时，我妈妈专程赶到部队来看我们时拍的照片。
1979年2月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我和弟弟在一个军，我在师部医院，我弟弟在另一师的高机连，兄弟俩双双到了广西前线参加了战斗。当时，我爸爸也做好了上战场的准备。这下可急坏了妈妈，她白天要上班，还要兼顾抚慰其他部队家属的工作，到了晚上也是彻夜不眠——毕竟有两个孩子都已在战场上，生死未卜。
战斗结束了，部队于那年5月回到河南，弟弟赶紧给家里打了电话，报了平安。我当时也很不懂事，认为自己没有遇到什么危险，也不考虑家里是否放心，妈妈是否在牵挂，就没及时给家里写信。我妈妈左等右等不见我的消息，急坏了，到处打听我的消息，刚得知我们都安全无事，就执意要到部队来找孩子。于是，就有了我们这张在洛阳的战后团圆照。
说心里话，我欠妈妈太多太多，年轻时，我基本都是在外下乡、当兵、工作，几乎没有腾出时间好好地陪过她，现在自己已是一个快退休的母亲了，回想起来，当时确实太不理解母亲的心了。妈妈70多岁了，有许多积劳成疾的伤病在困扰着她。在母亲节这天，我也祝她健康快乐！
王瑞华：旧年代的新文化母亲
我今年89岁了，来参加母亲节这个话题，不算太老吧？
母亲算来已经110多岁了，她离我而去很久了，我自己年岁也大了，这么多年里，已很少再提她，儿时关于她的记忆，更是很难再提取出来。看到你们报纸上说起母亲节，我这才翻起了相册，在一堆泛黄的相片里，找出这张全家福，摄于1948年的春天。照片里，母亲是坐着的左边那位。
母亲出身书香门第，从小通读《古文观止》。她老说，只有读书才是家庭的出路所在，所以我们八个兄弟姐妹，在那个时代，都受过教育，还有几个上了大学——这是我至今都感激她的。
13岁那年，全家人都住在嘉善老家。那时，13岁已是青春少女的年纪，有天傍晚，邻居竟跑到我家来，跟母亲说要给我做媒，想把我许给远村的一个小老板，母亲只是微笑，没有吱声。这一幕恰巧被我撞到，我很生气，晚上上楼时，故意把地板蹬得很响。母亲关切，问“华儿怎么了”。我说“不要你管，以后不要你管我这事”。不只是羞涩，而且很倔强，我很无礼地顶撞了她。母亲无奈笑着说：“你不答应人家，人家以后不睬你的呀。”为此我还跟母亲闹了好几天别扭。
几天后，我就前往杭州念初中。给母亲的信中，我再次强烈要求母亲不准包办我的婚姻大事。母亲回信，说会尊重儿女，不会代为操办。母亲实现了她的诺言，八个孩子，后来都是自由恋爱和婚姻，她从未插手干涉。
生在旧年代，但接触的是新文化，母亲一点都不封建，她甚至不像其他家庭主妇那样，穿着大襟衣服，而是一身服帖的旗袍，受母亲影响，我也喜欢新事物，照片里的我就是里面穿一件旗袍，外面穿一件时尚的毛绒大衣。
1937年，刚在杭州工作两年，因为抗战爆发，我被迫离开杭州前往重庆。母亲则跟着父亲去了西安。此后一别10年，其间只有很少的书信往来。母亲每封信的结尾都是——好好做人，保重身体。
1948年8月1日，全家终于从各地相聚杭州，我抱着母亲泪流满面。此后，我一直伴在她身边，母亲后来瘫痪了，我陪着她静静地走完了最后的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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