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广州“两会”上，市委书记朱小丹批评一些内地委员不敢说真心话，习惯于讲空话套话官话。就此，《人民日报》亮出了“解放思想，先要解放表达”的观点。

在当前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在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形式、社会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革的今天，我们更应该提倡讲真话不讲套话，讲实话不讲空话，这样才能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实事求是，说真话、实话还会难吗

黄芝晓（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上海“两会”期间，有位政协委员提出，国家应给每人发1000元以抵消物价上涨，让全国人民共享财政收入增长的成果。此言一出，立即引来不同的议论。全国政协委员们在赴京途中就此展开热烈讨论，有赞同者，也有持异议者，媒体都如实报道了。不论孰是孰非，只是想借此说明：这是“解放表达”的信号。

讲“解放表达”，要具体分析。一是表达内容，人们在娱乐、体育（尤其是足球）等方面的表达已经很“解放”了，而对国计民生、干部作风等重大问题发表看法，大概还有一个“解放”的过程。二是表达主体，实际上，群众包括知识分子的表达还是比较解放的，对个调税、油价、交强险、手机漫游价格等重大问题意见表达还相当尖锐。

真正需要“解放表达”的是谁？是干部。

现在，“爬遍千山万水、走进千家万户、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这样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老空话、套话尚未绝迹，狠话、秀话又时兴了。有些干部讲起话来态度严厉，口气很大，乍一听似乎很解放、很解气、很过瘾，但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貌似“解放”，实则“安全系数”很高，一旦流行，难免“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又会成为一种新的空话、套话模式。

邓小平同志曾精辟地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解放表达”其实并不难，关键是做到实事求是地认识和表达现实与自我。一个无哗众取宠之心，有实事求是之意的人，在他心中群众利益高于个人升迁，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说实话真话还会难吗？

当然，一个宽松的话语环境也是促进人们实事求是表达的重要条件。由于各人的社会坐标系不同，可能有的话说得不那么准确，有时也会“说了也白说”，如“发1000元”之云，但言者负责地说出自己真实的感受与认识，供决策者参考，尽自己的一份社会责任，决策者就应该给以鼓励。这也是一种实事求是。

自下而上倾听，才能获取生动的表达

梁永安（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我们经常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一些官员在生活中的话语丰富多彩，具有个人魅力，但是一旦到了公共领域，像会场、办公室，就说起了空话套话。由套话、空话、废话汇聚而成的官场语言，折射出一种以不讲不准确的话、不讲错话为价值取向的标准化语言生态，缺乏语言的创造力和独立思想。

如今一些官员说的话，没有经过调查研究，更多是从上往下发号施令。这样的表达没有群众基础，反而在传递时层层损耗，有多少最后进入了老百姓的耳朵里、心坎上？

只有自下而上倾听，经过调查研究，听到群众的心声，才能获取生动的表达。这种声音就有了共同的担当。像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把车间工人、农民工、出租车司机、民警、下岗创业人员、大学生、一般职员请到中南海发表意见，还把群众牵挂的上学、医疗、住房这些事摸清楚，在获得了第一手资料后，用朴实精炼的文字写出来，群众能看懂，上下达成沟通理解，重要思想得以传播，这样的表达才真正有意义。

“解放表达”，不是乱表达、假表达

黎 鸣（媒体从业人士）

最近一则消息称，著名学者余秋雨先生，季羡林弟子、著名学者钱文忠将担当《舞林大会Ⅱ》的评委。随后，余秋雨先生和钱文忠教授立即对此消息加以否认：自己从来没有答应参加这样的活动。

还有，“艳照门”事件余波未平，一些媒体已很快开始乱用事件中流行的语句，以此作为大幅标题，吸引读者眼球。

由此可见，一些媒体整日沉浸在“独家发表”的亢奋中，陶醉在“轰动效应”的职业虚荣中，深陷于“公众为之震惊”的功利想像中，夸大了“表达”，过度“解放”，甚至连新闻真实性的基本底线都抛到了脑后。这些假表达、乱表达，不仅没有真正“解放表达”，反而是玷污了“表达”的尊严，在虚假混乱中让表达丧失意义，为公众制造了大量信息垃圾。

这一现象源自媒体浮躁之风。恰如范敬宜先生所批评的：现在媒体从业人员职业道德，最突出的就是“炒（作）”、“造（假）”、“（恶）搞”。作风漂浮、不严肃、不深入、不负责任，不但影响了媒体的威信，还给被报道的单位、个人造成伤害。因此，媒体作为表达各种意见的平台，在“解放表达”中必须具有应有的责任感和职业道德。

“解放表达”本质是改变“政风”

顾 骏（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有一个记者说了自己多年跑会议新闻的感受：秘书可以为领导准备一个有无数次掌声的报告，却难以准备一个有一次笑声的报告。因为笑是自发的，没法靠人工去炮制。现在一些会议、讲话中，教条的“官话”连篇，要官员们说出活泼生动的“非官话”，需要一个学习“解放表达”的过程。我认为“解放表达”主要针对的还是政府官员在职责范围内的“话风”，以及背后导致这类“话风”产生的心态和做派。

“话风”问题，直指一些官员在事关公务甚至要务的场合，言不及事或言不由衷。在这里，怎么说话是个问题，但说话的目的还是为了做事，做事的态度则决定了说话的方式。态度不对，说话的方式自然不对。所以，官员养成说假话、套话的“话风”，不仅仅是官员个人作风不正，还是官员施政的“政风”不正。

再者，说话关系到“说者”和“听者”两方面，所以如何表达往往与“说者”和“听者”都有关系。说者的“话风”不正，一则可能是本身无意面对问题，想方设法绕着走；二则可能是听者不愿面对问题，说者只好见风使舵，能不说就不说，一定要说也尽量揣摩着说。如此“说者”与“听者”心照不宣的恶性互动，才使得假话套话成风，而实际问题则无人关心，更无人解决。

在现实生活中，真想做事的人，不大会言辞虚浮。因此，重视“话风”很有必要，但纠正“话风”却不能单单着眼于“话风”本身，而要从纠正做事的“政风”入手。当面对实实在在的问题，大家都抢着解决时，谁还有闲工夫说大话、假话、套话或空话？即使有人乐此不疲，恐怕也没人欣赏。反过来，仅仅关注“话风”，却放过“政风”，即使说话到位了，但实际问题却仍然没有解决，那说再好再多再真的话，也不过是“话风”不正的另一种表现而已。

从这个意义上说，“解放表达”本质上应更多看作对改变“政风”的要求，而不仅是关于“话风”的改变。

表达的自由，要有制度作保障

岳 三（法律界人士）

“解放表达”，既是对“说话者”发表意见看法、表达利益诉求和维护个人或公共权益的一种鼓励，也是对“倾听者”或主政者包容心和谦虚谨慎工作作风的期待。因此，要真正实现“解放表达”，一个前提条件就是需要互动双方的彼此信任、体谅和理解，而这无疑要建立在良好的沟通和保障机制基础上。换句话说，只有具备了好的制度保障，特别是在法律制度上对公民表达权的内容和范围进行明确的界定和保障，才能让每一位普通人在开口时都能免于疑惑乃至恐惧，进而才可以确保表达得到“解放”、“倾听”更为方便和准确。

实际上，我国的宪法历来都确认了公民的言论和表达自由。同时，还进一步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当然，我国的法律也明确规定，公民在行使包括言论等自由和权利时，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这样的规定，应该说从法律制度上既做到了鼓励公众表达意见，又不无及时地提醒了人们要注意把握表达的尺度。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仍可以看到表达得不到保障、得不到解放的现象。之所以会这样，原因在于一些具体的保障机制仍不够严密和完善。

一方面，虽然我国现行宪法规定了言论自由等权利，但有关保障表达自由的立法相对滞后；已有的有关表达自由的法规层次低或权威性不够，有的法规内容偏向人的管理，对其表达自由的保障体现不够。另一方面，保障公民表达权的配套制度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具体如政务公开、加强新闻舆论监督、实行基层民主自治、建立信访制度等。此外，尚未建立完善的对侵犯表达自由权利行为和规范性文件的违宪审查机制，也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

有胸怀，才能“解放表达”

胡润忠（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我们中国文化中有一个弱点，就是好面子。观点之争本来很正常，但在我们的文化中常被视为驳面子的事。这种现象也常常出现在我们的官场中。一些官员总是喜欢听虚浮的好话、套话，却不喜欢听真话、实话，因为有时说真话会让人感到没面子。于是，这使得一些人习惯了在官场里只讲好话，讲别人喜欢听的话，真话倒是不愿意讲了。

只听好话，怎么能让人广开言路，“解放表达”呢？有人说要用制度保障表达的自由。创造宽松的表达环境离不开制度的支持，但制度只是白纸黑字，需要通过人尤其是官员的执行才能发挥作用。但我们一些领导只感兴趣对“上”负责，却不感兴趣对“下”负责。这样很难听到自“下”而“上”真实的声音，同时，“下”也很难对“上”进行有效监督。

所以，“解放表达”，官员的胸怀很重要。这是一个现代政治制度下现代官员的素养。官员要听得进不同的意见，甚至另类的意见，不能听到不顺耳的表达，就随便“扣帽子”、“打棍子”。更不能在真话面前爱面子、自欺欺人，以为可以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了。

“解放表达”先要明确公仆角色

王礼鑫 （上海师范大学政治学副教授）

思想自由是宪法赋予的权利，如何表达是策略。换句话说，“套话”、“官话”不过是一种策略。选择这一策略而非其他策略，主要是言说者的身份、利益等决定的。

说官话套话的人中，最为人民群众所反感的，第一种是大会小会上唾沫横飞，讲冠冕堂皇、正气凛然的话，但私底下腐化堕落的人。

第二种人是一方面讲话、写报告等“穿靴戴帽”，看起来与上级要求保持一致，但实质上背地里另搞一套“话语”系统，不贯彻中央大政方针，忽视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不符合科学发展的根本要求。

第三种人是对自己的身份、角色、责任缺乏足够重视，疏于调查研究，荒于学习思考，无法提出发展思路、提案议案，到发言讲话时，只好以“套话”、“空话”塞责、敷衍。

在党中央的大政方针确定以后，各地各部门统一思想、步调一致地贯彻执行。作为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政策执行者的各级领导干部，发言讲话时发表自己对中央精神理解的见解，是逻辑使然。因此，适当引用中央文件的话语，无可厚非。但是，一旦这些文件中的精神，只停留在了口头引用上，而没有落实到执政行动中去，说得再好的话也变成了空话。

我们的官员应该是人民群众利益、愿望的代言人，担负着为人民讲真话讲实话的责任与使命。要“解放表达”，官员们应首先明确自己的身份属性，扮演好公仆的角色，认真履行这一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