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大地上突然冒出了成千上万位各种的“大师”，实在是让人眼花缭乱，真假难辨。仿佛，只要你从事某一个行业些许时日，哪怕只会唱几首根本留不下来的流行歌曲，就可以被冠以“大师”的盛名而自吹自擂，招摇过市。并且，给别人戴帽子的人情真意切，似乎言之有理；被别人戴帽子的人也心安理得，甚至得意忘形。正如话剧表演艺术家于是之所说：“如果大师满大街走，那也是件可怕的事情！……我不是大师，只是个普通演员，局限性很大。《雷雨》中的周萍，《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都失败了。”按笔者的理解，能够被称之为“大师”的人，至少应当是:以前无古人的审美内容和审美形式，在文艺史册上标新立异、开宗立派、自成一家、独具风格的领军人物。从这个意义上说，侯宝林确乎是相声大师、语言大师，让人心服口服，当之无愧。

侯宝林是20世纪中国相声界具有开创性的一代宗师，也是一位杰出的语言大师。在旧时代里，艺人社会地位卑下，又为生活所迫，不得不以低级趣味和感官刺激，换取观众的支持以求得到温饱，所以旧相声段子中含有许多糟粕。侯宝林在当时的环境中却能够出污泥而不染，坚持不“荤”、不贫、不打、不骂，以趣味隽永的文明相声求生存得发展，实属难能可贵，令人敬重。1950年，他又主动参加了“北京相声改进小组”，努力创作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做出了创新性质的显著贡献。他靠着天生的悟性、不懈的学习和钻研，熟通了语法修辞，语言运用功力深厚，表演极富特色，被广大观众由衷地接受和热情地称道。

侯大师在60年漫长的艺术生涯中把欢乐送进了千家万户，也用毕生精力把相声这门中国传统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他除去创作和表演了大量脍炙人口的相声名段如《婚姻与迷信》、《一贯道》、《妙手成春》、《夜行记》、《戏剧杂谈》、《戏剧与方言》、《改行》、《关公战秦琼》

等作品以外，还对相声和曲艺的源流、规律和艺术技巧进行了理论研究，先后与人合著了《曲艺概论》、《相声艺术论集》。他并且注重培养年轻一代，多年来一些活跃在相

声舞台上的名家大都是他的学生。更让我们难以忘怀的是，侯宝林大师因病于1993年2月4日逝世，临终之前的口述遗言是：“我侯宝林说了一辈子相声，研究了一辈子相声。我的最大的愿望是把最好的艺术献给观众。观众是我的恩人、衣食父母，是我的老师。我总觉着说几十年相声也报答不了养我爱我帮我的观众。现在我难以了却这个心愿了。我衷心希望我所酷爱的、视为生命的相声艺术发扬光大，希望有更多的侯宝林献给人民更多的欢乐。我一生都是把欢笑带给观众，如果有一天我不得不永别观众，我也会带着微笑而去。祝愿大家万事如意，生财有道。”这已经是14年前的事情，然而今天侯大师的音容笑貌依然在眼前。我们要说，侯大师没有走，他永远活在人民大众的心中。

在近日的一次纪念座谈会上，我又听到不少嘉宾回忆起侯大师生前的精彩故事，感人至深，令人难忘。其中，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

漫画家方成曾经问过侯大师，他自己最满意的表演段子是哪一个？没有想到的答复竟然是：《改行》。显然，这并非是一个简单的即兴回答，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重要表态，可以从中看出侯大师的艺术标准和审美原则。

众所周知，《改行》是描写清朝末年一位皇上驾崩以后，国人不但要披麻戴孝，而且被禁止一切娱乐活动，于是迫使一些演艺界人士不得不停止本业，“改行”来维持生计，为此出现了用原来的唱法和声调叫卖于街头巷尾，闹出了许许多多笑话。比如唱京剧老旦的名角李多奎，硬是改行卖起青菜，在连声吆喝黄瓜时又连声叫苦不迭，致使无人来买开不了张。还有一个老百姓，天生的红酒糟鼻子，犯了大忌，于是赶快做了一个蓝色纸套扣在鼻子上，引起街人的哄笑。这真可谓入木三分、逼人三思的冷嘲热讽。想想看，侯大师之所以最满意这个段子，不仅仅由于其表面的喜剧、闹剧形式，更重要的是看中了它内在的深刻内涵——对于封建王朝的大力抨击和对于广大演艺人员的深切同情。

写到这里，我忽然又想起于是之先生评价《茶馆》的一句话：“它是通俗的，平民的，但又是非常深刻的。还有，它是很美的。”恕我直言，现在的娱乐节目中，似乎最为时髦的便是形式大于内容，甚至是根本没有内涵，有人概括说：“那只不过是搞笑加上作秀而已！”在表演相声节目当中，好像也是一切为了追求观众的笑声，忽视乃至无视内涵，只讲娱乐功能，即所谓“纯娱乐”，根本不讲寓教于乐。笔者并不是一般地反对“纯娱乐”，然而如果全部节目都来搞“纯娱乐”，或者在所有演出节目中以“纯娱乐”为主，那就不敢苟同了。道理很简单，因为艺术作为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它是理所当然地具有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的，既统一又完整，而不能只取其一。我想，侯大师这个对自己演出节目认真的、重要的表态，显然是可以也应当引起我们深长思之的。

在我看来，我们对于侯大师最好的纪念，莫过于对他的艺术精神之继承和发展，这也正是古人韩愈所说的：“师其意，不师其辞”吧。(原题:用什么标准衡量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