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夏天到俄罗斯去玩，从彼得堡乘夜行车返回莫斯科。到莫斯科时，天蒙蒙亮。出乎意料，旅行社派来接站的竟是位上了年纪的妇人，名叫欧丽娅。不像俄罗斯那些青年导游，欧丽娅的普通话并不标准，似乎也并不熟悉旅游业务。上车后有同行者出言不恭，取笑她的普通话太蹩脚，这么大的年纪还来做导游。她是个和蔼的人，没有发脾气，只是在用早餐的时候，简单地诉说了自己的不易。原来她是退休的汉语教师，并非职业导游；她在凌晨两点得到旅行社通知，要她为生了病的另一位导游代班；她三点钟就在车站等候我们，又冷又饿。而且她每月的退休金只相当于一百美金。

欧丽娅发现我们这些人对俄罗斯并不陌生。车过内务部大楼的时候，她才说了一句“克格勃”，接着“卢比扬卡”、“契卡”、“捷尔任斯基”这些词全从我们嘴里冒出来了。她惊讶得不知所措。

欧丽娅自述毕业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学的是中文，可是毕业时中国正闹“文革”，关系恶化，她失去了去中国深造的机会，只能去新加坡留学；而在新加坡她只能跟一位说上海话的中国教师学口语。“所以，我讲上海话比普通话好。”她用沪语说出这句话，虽谈不上字正腔圆，上海味还是有的。后来呢？后来就在莫斯科主持对华广播节目，长达10多年。丈夫病故后，她独自到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6年，搞翻译，挣了点钱，“可是，全交给你们的旅行社了。”欧丽亚说，“我走遍了中国。”

我说：“这就是说，你有一个显赫的红色家庭背景。”欧丽娅吃惊地问：“你怎么知道的？”“因为你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的。”——那时候，我们的报纸或是内部资料总是告诉我们有这么回事（但是从来不提这一头的“哈军工”）。——“对、对、对！”欧丽娅激动地说，“我的父亲的确是大型国防工业的领导人，相当于你们国家的……”我接着说：“我听过你的广播，就是那个‘和平与进步广播电台’吧？”欧丽娅惊讶得张大了嘴，说不出话来，“是啊，是啊，那就是我……”接着，她对我的职业产生了兴趣。

——全对上了。就是她！但我可不是克格勃。那时候中国的“文革”闹得热火朝天，广播电台只有野蛮的叫喊，而“敌台”的音乐悦耳动听，我们当年也好奇地听过。许多知青还学过欧丽娅在苏联音乐声中报台名时那不地道的上海话。谁曾想30多年过去，互相为敌的两方竟可以自由走动，更没想到会“他乡遇故知”，在一个极偶然的机会见了面，如果那“和平与进步”的声音也可以算作一种沟通的话。世上的事就是这么怪。什么叫缘分？说得清吗？

两年了，忽然想起欧丽娅，不知道她过得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