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夏天到俄罗斯去玩,从彼得堡乘夜行车返回莫斯科。到莫斯科时,天蒙蒙亮。出乎意料,旅行社派来接站的竟是位上了年纪的妇人,名叫欧丽娅。不像俄罗斯那些青年导游,欧丽娅的普通话并不标准,似乎也并不熟悉旅游业务。上车后有同行者出言不恭,取笑她的普通话太蹩脚,这么大的年纪还来做导游。她是个和蔼的人,没有发脾气 ,只是在用早餐的时候,简单地诉说了自己的不易。原来她是退休的汉语教师,并非职业导游;她在凌晨两点得到旅行社通知,要她为生了病的另一位导游代班;她三点钟就在车站等候我们,又冷又饿。而且她每月的退休金只相当于一百美金。
欧丽娅发现我们这些人对俄罗斯并不陌生。车过内务部大楼的时候,她才说了一句“克格勃”,接着“卢比扬卡”、“契卡”、“捷尔任斯基”这些词全从我们嘴里冒出来了。她惊讶得不知所措。
欧丽娅自述毕业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学的是中文,可是毕业时中国正闹“文革”,关系恶化,她失去了去中国深造的机会,只能去新加坡留学;而在新加坡她只能跟一位说上海话的中国教师学口语。“所以,我讲上海话比普通话好。”她用沪语说出这句话,虽谈不上字正腔圆,上海味还是有的。后来呢?后来就在莫斯科主持对华广播节目,长达10多年。丈夫病故后,她独自到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6年,搞翻译,挣了点钱,“可是,全交给你们的旅行社了。”欧丽亚说,“我走遍了中国。”
我说:“这就是说,你有一个显赫的红色家庭背景。”欧丽娅吃惊地问:“你怎么知道的?”“因为你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的。”——那时候,我们的报纸或是内部资料总是告诉我们有这么回事(但是从来不提这一头的“哈军工”)。——“对、对、对!”欧丽娅激动地说,“我的父亲的确是大型国防工业的领导人,相当于你们国家的……”我接着说:“我听过你的广播,就是那个‘和平与进步广播电台’吧?”欧丽娅惊讶得张大了嘴,说不出话来,“是啊,是啊,那就是我……”接着,她对我的职业产生了兴趣。
——全对上了。就是她!但我可不是克格勃。那时候中国的“文革”闹得热火朝天,广播电台只有野蛮的叫喊,而“敌台”的音乐悦耳动听,我们当年也好奇地听过。许多知青还学过欧丽娅在苏联音乐声中报台名时那不地道的上海话。谁曾想30多年过去,互相为敌的两方竟可以自由走动,更没想到会“他乡遇故知”,在一个极偶然的机会见了面,如果那“和平与进步”的声音也可以算作一种沟通的话。世上的事就是这么怪。什么叫缘分?说得清吗?
两年了,忽然想起欧丽娅,不知道她过得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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