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乡下人家每逢过年，一般要买些年画贴在墙上。小时候见到的年画之中，以芭蕾舞剧《白毛女》的那张印象最为深刻，画中的喜儿踮着脚尖，一头白发披散而下。尽管母亲说那是个受苦的女人，我总觉得模样有些恐怖，直到有一天它被一张《红楼梦》年画覆盖，心里才觉安定。后来看了电影《白毛女》，才真正认识了这个女人，而对于“仇恨”两字的理解，大概就是始于那个时候。

《白毛女》的故事最初来源于河北阜平一带的“白毛仙姑”传说，这个仙姑由于惩恶扬善、神通广大，被当地百姓供奉在庙中。1945年贺敬之等人添加了一些东西把它改编成了话剧，话剧上演时，毛泽东等几位延安领导都在台下坐着。当喜儿唱到“太阳底下把冤伸”时，毛泽东用胳膊袖子抹了把热泪。几位领导对它提了三条意见，其中一条是：黄世仁应该枪毙。据说后来枪毙黄世仁的结尾，在土改运动中成了打倒罪大恶极地主的范本。

1950年的电影版《白毛女》是继话剧之后的第二个版本（此后还有京剧版和芭蕾舞剧版等），比之话剧有几处大的改动，比如喜儿被黄世仁强奸生下一个孩子后，话剧叙述的是喜儿在深山中将之抚养长大，而在电影中则是被埋入了乱石堆———编剧听取了观众的意见，那个时候的大多数人，都觉得喜儿必须把婴儿杀死，“坏蛋的后代还是坏蛋”。

到了八部样板戏之一的芭蕾舞剧《白毛女》出现时，距第一个话剧版本已整整20年，剧中的杨白劳、喜儿都变得豪气万丈，黄世仁的形象则是猥琐不堪，一句“千年的仇要报，万年的冤要申”的唱词更是把阶级对立推向了极致。

2002年年底，《杂文报》刊出了一篇书信体文章：《喜儿致大春的信》，信中说：“我已于今年春上和黄世仁结婚，但愿你听到这个消息不要吃惊，更不要伤心。咱俩虽然是青梅竹马，一直心心相印，可如今是新世纪，是个讲实惠的年代……”

此信一出，使得年届80的电影《白毛女》的编剧杨润身先生大受刺激。一位读小学的女孩看了这个片子，也坚持认为喜儿应该嫁给黄世仁，她忿忿不平地对母亲说：“喜儿也真是的，人家黄世仁有权有钱，标准一个大款，这样的主儿贴都贴不上，她却逃到山洞里受苦，傻帽一个！”

其实被这个时代改变的还有一些别的东西。比如前几年央视的春晚演的还债小品，黄世仁求杨白佬把钱还给他也是一例。再比如我小时候由于受了类似于《白毛女》这样的片子的影响，觉得“报仇”是一件极其简单极其痛快的事，将“地富反坏”统统干掉生活便会变得美好———这种暴力情绪的产生是不由自主的。正如这个电影当年在部队放映时，银幕上出现黄世仁的那块地方，被愤怒的子弹打得稀巴烂（歌剧则更为惊险，扮演地主黄世仁的陈强经常被观众扔来的东西砸得鼻青眼肿，有一次差点被一个新兵枪杀）。但现在再看这类电影，“仇恨”两字已经悄然遁去，人物还是这些人物，只是胶片已磨出了许多发亮的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