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一月，不过是74年前的一月。瘦瘦高高的哈佛研究生费正清乘汽轮到了上海吴淞口码头，他原本打算在这里与新娘费慰梅举办一场东方式的婚礼，谁知道一周后日本军队就攻陷了上海，他仓皇逃到北京，婚礼的规模要比他预想中的小但充满了更多的神秘气氛。他在日记中记载道，“我带着新娘沿着皇宫的路回家，乘车穿过宫殿的大门，黄昏时抵达我们居住的胡同，在烛光下，我们甜美而亲密地吃西餐，屋外传来中国人举办婚礼的笛声和铜锣声。”就在这样的文化交错中，费正清开始了他命中注定的“中国式人生”。

新婚后的费正清在中国待了4年，他去了许多地方，结识了很多一流的中国学者，他最喜欢的朋友是梁启超的公子梁思成和他美丽无比的妻子林徽因。跟记者斯诺和政治家司徒雷登不同，学究气很重的费正清不喜欢轻易地站“边”，他只想用自己的眼睛来看中国。一开始他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悲观和怀疑，他甚至认为，如果日本扩大侵略，“农民将会默默地欢迎他们，因为农民的处境不会比现在更坏。”但是，4年后，他渐渐改变了这些观点。

在抗战的相当时间里，他主持美国国务院的北京新闻处工作，向罗斯福总统汇报中国动态并提出建议是他最重要的工作。在这些后来公开的信函中，费正清一直在梳理自己对中国的观察。

一开始，他认为中国是美国价值观与其他价值观冲突的战场，因而文化上的改造是最重要的课题。几年后，他意识到科学与民主的推广似乎更为迫切，当他接触到一些左翼人士后，他又认为那些能够解决土地和农民问题的、受过西方知识分子教育的中国人才是中国未来的领导者。

这都是一些交错在一起的问题，它们从上世纪初就开始呈现在所有关心中国问题的人的眼前，一百年来，交织往返、缠缠绵绵，从来以一种混沌的姿态向前寸进。费正清用一个外人的眼睛，时而看得清醒，时而看得模糊，不过由于没有掺杂过多的情感因素，便比绝大多数的中国人要真实一点。

1948年，费正清出版了《美国与中国》，自此他被公认是第一流的中国问题专家，他此后的生命便一直站在美国与中国这个接触点上，左右盼顾。他的观点越来越趋于务实，他是最早主张美国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知名人士，越战一结束，他就建议通过旅游与中国接触，并力主取消贸易禁运。他说，“意识形态上的偏执，正在损害美国和中国的利益。”

2006年，费正清诞辰99岁，用中国江南的习俗，“老年人庆九不庆十”，似乎应该好好地纪念一下这个“皮美骨中”的西方人。费正清的眼睛肯定还在天上瞭望着中国，他看见人民币正在持续的升值，他看到中国货潮水般地涌向全世界并开始遭遇抵制，他看到东亚格局正在朝新的方向演变而美国在寻找更均势的平衡机制，如果他回到74年前登陆中国的吴淞口，他会看到那些消失了半个世纪的外国银行又纷纷搬回到了原来的大楼，而他回到迎娶费慰梅的西总布胡同，还会看到黄昏下新的婚礼正在举办，新人一边吃西餐一边听屋外悠扬的笛声和喧嚣的铜锣声。

历史在这样的一双眼睛里，似乎没有悬念而只有必经的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