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比有冤无处申更痛苦？有什么比冤案不能雪更可怕？一个无辜农民被保定市中级法院两次判处死刑后，河北省高级法院两次发回重审，并将案件定为错案。然而就是这样的错案却23年未雪，媒体把该案称为定州“马拉松冤案”。（2006年6月24日《民主与法制时报》）

23年前，李志平这位无辜的青年农民被抓，尽管保定地区公安处经过鉴定认为，定州市公安局提取的李志平的头发、血迹、掌纹与案发现场的痕迹不吻合，只有在李志平家搜到的条绒布鞋所形成的足迹，与警方提取的死者家东院墙外地上的一个右脚足迹相吻合（四省的复检和公安部的复核：足迹鞋印反映出来的个别特征不明显，无法作出肯定性结论），但李志平还是两次被河北省保定地区中级法院判处死刑。以致其父受惊吓卧床不起，不久就死了；其母也生病住院；马上就要结婚的未婚妻也吹了，家破人亡。

去年4月13日上午，震惊全国的“杀妻”冤案当事人佘祥林终于被洗刷冤情，宣告无罪。当我看完这条新闻后，我不禁在问：在法治日益健全的今天，类似的冤案何时不再发生？这起因“死者复活”而被发现的错案，或许能唤起我们对刑事司法制度中的弊端进行深刻反省，或许能警醒那些手执生杀予夺大权的办案人员纠正办案理念的偏差，避免类似悲剧再度发生。可这只是我天真的想法。李志平案是最高人民法院、河北省人大、省政法委、河北日报社等单位，都发了简报、内参、情况反映，一致认为错判死刑案件，但就是这样铁板一块的错案却没有给李志平洗刷冤情，当地司法部门仍不纠错，而是采取取保候审，让他继续失去自由。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原刑事审判一庭的张志对媒体记者说：“保定中院认定李志平犯故意杀人罪并两次判决死刑所依据的六条证据是站不住脚的，而且没有一条证据是铁证，李志平故意杀人案是一个错案。但至今，李志平故意杀人案还用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压着，长期得不到纠正，问题的症结是某些人顽固地坚持错误。”那么是谁在顽固地坚持错误？

取保候审的李志平在警方那里还是嫌疑人。“1995年，离我们家有5公里的李亲古中学一个女教师死了，我当时在天津打工，公安让我回家接受调查。”李志平气愤地对记者说，“他们把一块地弄平了，让我在上面走几趟，取我的脚印；用印泥打我的手印。我们那里只要发生了重大案件，我首先是被怀疑的对象。”为此，李志平不断写信申诉，但都石沉大海，没有一点回音。

李志平“马拉松冤案”是一个携带病毒的符号，不要说放在现代政治理念面前，就是古代政治中，也绝对是一件恶事。从新闻所披露李志平的漫漫申冤不断长路来看，李志平的冤枉竟然达23年之久，再次证明了冤案能够发生与不能及早得到纠正不是一种偶然，而是一种必然性。但无论如何，冤案23年未雪，在他的内心深处将永远是一种痛苦甚至是侮辱一生的煎熬。同样，李志平的悲剧，也将是人们心头难以抹去的悲痛。

一个社会的正义，最终来自于这个社会的核心价值得以维护，而这种维护来自于社会的各个层面，比如悬挂天平的法院。然而悬挂天平的定州法院，却有冤不雪。明知是错案，却不纠正，还把案宗藏匿，让一个无罪的人继续蒙冤，长期生活在精神重压下的恐怖中。这不但亵渎了法律的正义威严，更是丧失为人的基本道德良心。

从佘祥林案到李志平案，我发现竟有如此惊人的相似，在佘案中，高院两次采取了发回重审。而李志平案也是高院两次发回重审。无论是湖北省高院以证据不足将一审判处死刑的佘案发回重审，还是河北省高院对李志平案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这两家高院都在滥用发回重审权。中国的审判体制决定了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审判工作负有监督职责，对此上级法院应责无旁贷。既然是错案，作为上级领导单位的河北高院只是发回重审，并没有督查纠错，以致受害人进一步蒙冤，丧失了其应有的监督价值。

应该说，李志平比被错判坐牢11年的佘祥林还要冤！其实这样一个冤案错案的骇现，进一步揭示了制造冤案的责任人负担冤案责任代价的严重过轻；同样也揭示了法律审判制度中的漏洞。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案件的审判必须要有一个法律制度来保证它的审判是缜密与公正的。没有制度来保证审判的缜密与公正，不但是令人悲哀的而且是令人可怕的。陕西董伟，湖北佘祥林，河北李志平、邢树斌——一连串的名字的背后，是一个个公民的生命，他们有的死了，有的还侥幸活着。而无论是在世抑或逝者，都一次次地显露着现行司法制度中的种种缺憾。对自身职守惘然无知，对法律肆意践踏，对生命无所敬畏，却是某些地方司法部门的惯性，却也是中国公共管理体系中的大病灶，什么时候这个病灶能得到根除，什么时候中国的公共管理体系才会走上健康发展史轨道，我们平百姓也才可以真正安身立命。

去年4月，蒙冤11年的佘祥林的冤情终于被洗刷。那么，蒙冤23年的李志平，他的冤情何日才能洗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