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7日《生活报》消息：女工37年前舍身救火进课本，今靠廉价去痛片止痛。一位舍身救火抢救集体财产的女工，一位被烧掉耳朵、乳房和脚后跟的女工，一位身上异体植皮23次的女工，一位曾经走进全国全日制小学课本的女工，一位与王杰、刘英俊、向秀丽等英雄名字一样响亮的女工，她的名字叫方玉荣，如今却要靠廉价去痛片抗争病魔的折磨。

在我青春年少，有句话让我热血沸腾了很多年——“我们的时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英雄，是一个社会最美好的价值向度，但这些年让我们一次次脸红的是：那些挺过了千险万阻的英雄，再次被我们记取却是因为他们底线下生存的触目悲凉。对于方玉荣或者其他的英雄们，今日，我们早已拥有先进的医疗技术、也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去弥补英雄们的创伤，但事实却是“邻居靠敲墙判断她是否活着”，我想知道：还有多少英雄靠止痛片在度日如年呢？

眼下的尴尬是：活雷锋越来越多了，而活雷锋上法庭索赔的故事也越来越多了，这让我们大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更可怕的是：在越来越多可能成就英雄的危难中，英雄越来越不敢、不愿出头了。是的，价值选择的高昂成本让我们退缩，道德冲动的“事后罚单”让我们后顾有忧，从经济人理性分析，如果事后的经济鼓励小于见义勇为所带来的风险成本，英雄不是“赔钱货”是什么呢？——这是我们心照不宣的秘密，论说起原因来无非有二：一是抽象的道德语境，英雄永远高不可攀的居住在神龛里，所以他们只要景仰只要表彰只要感动不能谈钱，英雄渐次成为社会的“稀缺行为”；二是我们对英雄缺乏刚性的制度保障，基于《民法通则》和相关解释而作出的“根据受益人受益的多少及其经济状况责令受益人给予适当补偿”的规定既缺乏操作性、又不现实；英雄见义勇为的初衷并不是为了补偿，受益人也并没有欠什么人的债。如果见义勇为的人事后提出赔偿或补偿，那就降低了见义勇为的品格，已经是见“利”勇为了——于是，英雄的生存窘境和道德天平、法理悖论让我们混乱不已，这背后，我们恰恰忘却了政府机构的责任：和谐社会建设，离不开自上而下的公共道德支撑。公众不仅需要政府关注他们的钱袋，也需要政府关注社会的道德生态。对英雄的跟踪关注，不仅是一个社会的良心，更是这个社会的道德生成过程。

其实，英雄给社会创造的是物质贡献和精神贡献的总和，为什么我们回馈给他们的只有虚化的精神奖励呢？还有多少英雄靠止痛片度日如年——这个问题让我们倍觉心寒，要真正回答好这个问题，需要相关政府对英雄及其家人给予不间断的踏实关注：从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到应对他们工作生活的“英雄应急预警系统”，再到刚性法律救济……英雄，不是喊出来的，说到底是一种价值选择，而任何选择都是权衡的结果，“人间的道德总是沾染着烟火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