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点点闲，有一点点钱，有一点点愤世嫉俗再加一点点浪漫。这该是标准的小资了。纵观整个古代，能符合这个条件的，只有陶渊明、陈抟式的隐士。袁枚算不上，因为他太有钱：广厦千间，良田万顷；也太有闲：不到40岁就挂冠归隐，除了吟吟诗喝喝酒，屁事不干。

当然，一定的经济条件必不可少，否则，只能饿死于草莽之间，又如何风雅得起来。曹雪芹“举家食粥酒常赊”，纵使字字珠玑，也不是隐士。

陶渊明的故事广为后人传诵，但人们很少去思考一个问题，即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是他根本就不需要这五斗米，他家的产业足够他过着诗酒花草的风雅生活而无后顾之忧。否则，“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这种令农民欲哭无泪的惨状，就不会被他老人家当作一种雅兴来消遣了。至于后来穷困潦倒，想来是他老夫子不擅理财的缘故。

如果光有钱，那和伧夫何异？《儒林外史》里的严贡生是符合有钱这一条件的，可是，他只能划入吝啬鬼的行列。可见，浪漫之于隐士，好比锋刃之于钢刀，俊男之于美女。无论如何也少不得的。

这么说，李白该是典型的隐士了？你看，他的浪漫凌驾古今，“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浪漫得一塌糊涂。可是他不是隐士，他还不够格。他太热中功名，虽然时时标榜“天子呼来不上船”，可是口头一套，心里一套，为了当官，他削尖脑袋，假模假样的换上缁衣，扮做道士，走着终南捷径。

处处和当权者作对，才是隐士立身行事的根本。

许由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尧几次决定将王位禅让与他，许由都坚决不接受。后来，哪壶不开提哪壶的尧要任命许由出任九州长，可能相当于首相级别的高级官员吧。许由连王位也不要，哪里还要什么劳什子的九州长呢?果然，许由听了很生气，认为尧的话已经严重污染了他宝贵的耳朵，于是跑到淇水边将耳朵洗了又洗——聂作平先生曾恶作剧地调侃他：“从现代人的角度看过去，很可能有人会误认为他是在洗一对要卤成下酒菜的猪耳朵。”

隐士是以出世来安身立命的，也就是坚决不愿闻达于诸侯。但有时候，隐士由于有了巨大的名气，朝廷就会一再要求他们出来做官，这种情形，有点好比勒令一个决心守节的寡妇必须改嫁，令人尴尬和气愤。

当然，隐士存在还有个前提，他认定了自身的清洁与这个污浊的人世无法相容——就像水与火、烈女和浪子无法相容一样，他只得选择离开并放弃。他让自己的心灵融于大自然，放声高歌：

沧浪之水清兮，　　

可以濯吾缨；　　

沧浪之水浊兮，　　

可以濯吾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