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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话:北方官话与南方越语的杂糅
2006年03月10日  04:27:24    杭州网

说起杭州话,总有一点王婆卖瓜。一个简单的语词,有时候非要掉半只书袋才能说得清楚。

记得老房子的弄堂里有兄弟俩,阿哥老实,阿弟好惹是生非,他俩经常被父亲用一根铁链拴在饭桌脚上。当阿哥的,属于被株连。当阿弟的,虽不足10岁,却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一根铁链稀里仓啷地拖了,还学李玉和,唱几句“狱警传”。邻居都说这
伢儿“讨债”。

“讨债”这个词,老杭州人好拿来指责自己的伢儿。这一说,外地人费解了:小小年纪能为父母讨债,难道不是好事?非也,正确的理解,是小鬼主动“讨”上门去欠人家的“债”。这么说,绕口了一点。往“白”说,就是惹是生非,使父母欠了他人的人情或者钱财。将“欠债”说成“讨债”,也如同“福”字倒贴,讨一个口彩。这是文化,也是杭州话费解的一面。

老杭州人常说,“讨债”的伢儿,上门告消乏的人就多。“告消乏”是什么?又令人费解。这些来源于南宋的日常词汇,细一琢磨,往往都与商业有关。譬如,钱称作“牙”;物的暂存称作“戤壁”;暗换易物称作“搠包儿”(有疑问即:屏包儿);挣小钱称作“趁”。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当时的京城杭城(临安)商业的繁华,与市民在其中的浸淫。南宋时的商,并非汉唐,士学农工商,商为末流。那时,商仅次于士,已有了官商的说法。当年涌金门外的丰乐楼,就是一爿国营酒家。

所以,杭州话的主流,还是官话。此时,人口已从崇宁年间的二十万猛增到了一百多万,外来人口在政治与文化上所占据的质量与数量,绝对压倒了土著。一句“自说山话”的斥责,就是产生在那个时期。可以想像,老杭城,这么一个弹丸之地,比比皆是北来的达官显贵,对“山话”的排斥,就不仅仅只是针对螺蛳山上或者清波门外的山民了。一句“自说山话”的指责,既耳闻于衙门大堂,也充斥于茶坊酒肆。想想也是,东城门外的“吾拉”、北城门外的“伲”、江头的“俄”,在汴梁人看来,实在应该用“我们”来统一。《西湖游览志余》在记述南宋官话中,就有了这么一种说法。想来,山民村夫,一个“日”说成“捏”,“过日来”和“过年来”,这种几乎没有差别的发音,曾经误过多少大事。

这一种强制性的矫正,广泛深入;也使得九百年后的杭州话,依然保留了大量的古汉语的书面语词。这些语词,至今,在普通话中仍属于别类,也使得杭州话在吴语系中有“杭州小片”之说。

譬如,形容人如潮流的“一曹一曹”的“曹”(要是换作“潮”,那是把人群的气势比作浪潮,与“群”的本义相去就远了)。比如,把煎好的中药倒在碗里叫“滗”;称“借”为“假”;称“折”为“拗”;称“冷”为“ying”;称小酌小饮为“mi”;“且”这一个虚词,往往用在“不错”的后面。

翻翻古汉语,翻翻《集韵》,杭州话在使用中的音、义、语境的准确程度,几乎连以北京话为基础的普通话都难以企及。你说,强权之下的身心“钳制”;贪官污吏事发后的羽铩毛敛,用普通话,一个词,怎么说?难。若用杭州话,一个“缄(jian)了”,鲜活到位。

当然,从南宋到今,不少的口语也是在变的。一个“告消乏”,当初只是一种贫乏与短缺的告白,到了元曲的《折桂令》,已表现出了无奈与自惭形秽。

在以北方话为代表的“新官话”逐渐走向一统时,南宋的市井语言,在杭州,仍然依靠城市的繁荣与市民的稳定,遗留了下来。尽管这一种遗留也有变化,如“调排”与“扬盘”,前者从场面的“调配排列”演变成了捉弄与“请君入瓮”;后者从华而不实的器皿,演变成了对人嘲弄的“洋盘”;“告消乏”一词,也在洪升的《长生殿》中,与现在的“告状”相接近了(“小心齐用力,怎敢告消乏”)。但是,这种变化,与北方话相比,还是缓慢的。

北方话的融合,表现的是大同。譬如鲜卑族,原来是个游牧民族,建立了北魏王朝以后,出于政治与文化的需要,曾发过一道令:“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其官”(见《魏书》)。魏文帝的这一变革能毫无障碍地推广,当官的好处是一个极大的原因。在这个历朝历代都视为一本万利的砝码面前,官员们只得卷起舌头说汉语了。他们所说的大约就是古代的“洋泾浜语”。

从古代的“洋泾浜语”到后来的“正统”,虽不在本文的表述之内,但要说明的是,汴梁语言对杭城的占据,与鲜卑族从内而外的变革不同。内部是动力,外部只是压力。北方官话作为一种强势语言,并不能完全取代当地方言,杭州话里还有相当多的古越语留存。

现在的越地方言,有的可以用文字来确切地表示;有的无法用音义相对应的文字写出来。比如杭州话“gao/ge”(读音与“羔革”相近),就是这么一个无法用音义相对应的文字来表达的语音。《警世通言》第二十五卷在写到一个居住在绍兴的桂某时,是用一个“藁”字来表达的:桂某“却也腹中打藁,怎能打发施家母子?”“藁”在《辞海》与《康熙字典》上,都解释为一种纠缠不清的蔓草。以此对应越音“gao”所表达的错综复杂,七上八下,还算贴切。

但是,不少的杭州话要是不做标注,你就无法与指称的物事挂上钩:嬲(音nia,被惹上的,譬如“嬲毛病”);喏咄(音re/duo,指责、使坏);搲扎(音wa/za,扎手、强横);夯不浪当(全部)。越语至今无法“汉译”的也有,譬如:“nian”(意思相当于‘搞’)”;la/ha(意思相当于‘在’);gao(意思相当于结束、完蛋)。

陈桥驿先生(原杭州大学教授)认为,越语保持得最原汁原味的,应该是地名。可惜,不少浙江的地名,有的已被诠释得全没了原义,有的已无处可查。汉·赵晔《吴越春秋》载:越王勾践打败了吴王夫差,夫差的尸体葬在了余杭山附近的“卑犹”。“卑犹”就是越语,它表示什么?在何处?已无法得知。

有的地名变化,仍有蛛丝马迹。传说,高宗赵构有一匹好马,稀罕得不得了,君臣一直认为此马是天上的龙种。某日,高宗沿西溪路去洞宵宫上香,过了老东岳,马突然奔向山坞,无影无踪。于是,此山坞被称作龙归坞。在越方言中,“归”、“贵”、“鬼”,读ju音,后人就误称此地为“龙驹坞”。

官话与越语结合得好的,也有。譬如,越地口语有词缀带“头”的习惯,官话有词缀带“儿”的特征。南宋以后,“头”与“儿”多有结合。这在宋明话本中,尤其是杭州(钱塘、仁和)文人的笔下,时有出现。如“落头儿”、“鬼头儿”、“屁头儿”。有意思的是,在表示一个快速完成的动作时,“头”后加“儿”的现象就不存在了。譬如:“一脚头”、“一掼头”、“一笔头”。

这种现象还可以列举一二,譬如“梗青”(“梗”杭州话发音近似“光”),杭州人也可以说成“梗得儿势青”;“梗酸”,也说成“梗得儿势酸”;“滚圆”也可说成“滚得儿势圆”。这种双音节的词缓读成了多音节,也使得骨辣粉脆的杭州话有了糯软。

北方官话与南方越语的杂糅使得杭州话呈现出了它的别具一格。


来源:杭州日报    作者:文/曹晓波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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