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杭州日报》2005年4月24日第7版上的《弘一法师出家前曾在西湖边立碑》一文，文中有“西湖文献征集办公室的负责人说，李叔同先生出家前所书的碑石极为少见，有可能仅此一幅”一段话。其实，据我所知，李叔同先生的书法作品已精刻成碑的，在杭州除了1915年夏柳亚子先生与南社好友同游杭州时在冯小青墓侧为冯春航立的碑外，还有两块碑石：一块是现在还立在西泠印社的《佛说阿弥陀经》幢，另一块是八十多年来一直珍藏在我家的我祖母的墓志铭。

我的父亲姜丹书（字敬庐）清末毕业于南京两江（优级）师范学堂的图画手工科，1911年应聘到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改名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作为我国第一代自己培养出来的艺术教育师资，接替了此前任教的日本籍教师。当时，李叔同自日本留学归国，正在上海主编《太平洋画报》副刊，我父亲与他以报章文艺相往还；继而又同为柳亚子等人创立的著名文学团体“南社”的社员。到1912年秋，李叔同应经亨颐校长之聘，也到一师任教，当时校中专任的艺术教师只有李叔同和我父亲两人，李叔同教图画和音乐，我父亲教图画和手工，他俩志同道合，声应气求。

1917年春，我祖母患胃癌逝世，父亲求李叔同写墓志铭，这触动了他对自己亡母的哀思，两人相对唏嘘良久，他才答应了下来。但不知为什么，当时并未动笔，直到第二年夏天，就在他准备出家的前一天晚上，办完了全部俗事，他才点起一对红烛，伸纸濡毫，一笔不苟地写完了《姜母强太夫人墓志铭》。墓志铭一写完，他就把毛笔折成了两段，了却了尘世间最后一件心事。翌晨，他即悄然入山，到虎跑大慈寺披剃当了和尚。当我父亲和经亨颐、夏丏尊等同事好友闻讯赶往学校送行时，已是人去楼空，房中唯见残烛断笔伴随着这篇端端正正放在书桌上的墓志铭，上面的署款已是“大慈演音书”了（李叔同出家后名演音，字弘一）。故我祖母的墓志铭可说是李叔同在俗时的绝笔，又是他成了弘一法师后的开笔之作。

我父亲得此墨宝后，即请人摹勒上石，原准备运往江苏溧阳老家的祖茔，但因那时连年军阀混战，一直未能如愿。抗日战争爆发，杭州沦陷前夕，我父亲携眷避难浙东，匆匆离家时，为了保护这块珍贵的碑石，就把它埋入了庭院的土中。一直到21年后的1958年夏，他从南京艺术学院退休回到杭州，才把这块碑起出。1962年父亲逝世后，此碑一直珍藏于凤起桥河下我的老家中。但其间也曾险遭厄运：大约是1974年的春天，一位邻居看中了这块石碑，就擅自选作搭鸡窝用的材料，真是无巧不成书，他正要垒砌时，当时还在外地工作的我恰好因出差之便回到家中，等不得放下行李，我就急忙上前阻止，才把这块历久而弥珍的碑石抢救了下来。

此碑宽67厘米，高63厘米，厚12厘米，碑名及撰者（钱塘汪嵚）、书者（大慈演音）名一行。这篇墓志铭的字，一如李叔同的其他书法作品，也是法乳魏碑，气度雄深雅健，但结体已由早年的劲挺峭拔，趋于绵密厚重，达到“化百炼钢为绕指柔”的境界了，不过与晚年清疏高逸的风格相比，却仍然是雄浑的。在弘一法师（李叔同）的书法作品中，这篇墓志铭实在不失为“直闯魏室”的上乘之作。

今年是弘一法师诞生125周年，也是我父亲诞生120周年，这块碑是两位先人友谊的结晶。在这里介绍给读者，也是对两位先人的一点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