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时期，为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热的金融信贷紧缩政策实施，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房地产行业首当其冲，自然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关注，金融界、媒体、业界、老百姓的街谈巷议，谈论得最多的也是这个话题：“房价怎么走？”“楼市拐点到了？”“买卖双方谁屏得牢？”“成交量急剧下滑？”……
各种争论不一而足，然而见诸于公开报道上，明显是理论派占了“上风”，洋理论、数据模型、发达国家如何如何……对于实践派提出的与之相左的市场看法则是嗤之以鼻。笔者无意去争论房价的是涨是跌，只是联想到1978年《光明日报》发起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大讨论。
教条理论害死人
综观历史，不去实践，惟理论是瞻，其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造成极严重的后果。
远的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路线，造成蓬勃的革命形势转入低谷，万千将士血流成河；“文革”时期僵化的极“左”思想使中国经济步入崩溃的边缘……近的事例，大的不说，单就杭州房产行业而言，从2000年开始，年年报道房产要跌，从理论上讲言之凿凿，论而有据，结果呢，节节攀升，持币观望者大呼上当……
难道理论都错了吗？不是的，错就错在生搬硬套理论，主观性太强，没有结合中国的实际、地区的差异性和市场的发展现状。
争论与眼光
最近笔者出差东阳、义乌，待了几天，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当地很多人最近都到杭州买房子了。本人甚是诧异，在现在这种一片风声鹤唳的氛围下，为何还去杭州购房？回答十分简单，归纳起来有三点：
眼光（朴素唯物论的判断）；
城里总比农村好（资源论）；
小地方或农村富了总要进城（城市化过程）。
说到眼光，他们津津乐道：你们城里人尽管读书比我们多，见识也广，但是论做生意，总是要比我们温州、义乌、东阳人慢半拍。杭州人就是爱争论，机会来了不下手，最后还怪我们把房价炒上去了。
他们还回忆：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刚改革开放时，到处还在争论责任田到户是好是坏时，江南人已经挑起货担外出鸡毛换糖、背起泥工刀到建筑工地务工了。
八十年代，各地在争论姓资还是姓社时，浙南人抓住全国各地商品紧缺的机遇，开始家家办厂，开办各种市场。
九十年代，当城市在争论股票、商品房时，浙南人都已炒过股票，买过城里房子，送孩子到国外大学深造了。
进入新世纪，城里在争论民营经济的寿命长短时，浙南人的子弟已经从国外深造回来，改造手工作坊式、家庭式企业，开始到城里办公，买写字楼、商铺和别墅了。
至于“城里总比农村好”，实际上升到理论高度就是资源论，国家对城市的投入，城市的信息交通，对外交流贸易等占有的资源比农村多得多。
“小地方，农村富了总要进城”，这是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城市化的必然过程，城里的土地、房子是有限的。杭州也不只是杭州人的，我们浙江人都可以去买房子住。多么朴素的论点。
理论总是对过去总结得较为正确，对当前及未来发展的正确研判和指导则相当不够。
客观理智地看待房产
房产品不同于一般商品，其地域性、社会性特征特别强，对大多数人而言，是一生中购买的最大件商品，家庭中最大的财富，因而理论界、开发商、消费者必须理性地去研究、开发、引导、消费它。
首先，理论界根据具体的市场、产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慎重操作，得出成果，指导房地产稳定健康发展。由于房产品的地域性、社会性特征，以及中国的国情、经济发展模式与外国大不相同，各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加之影响房产品价格的微观社会因素涉及方方面面，只以洋理论数据模式，某一点或某一面去判断，未免有失偏颇。
其次，作为房产品的经营者开发商，追求利润是天经地义的，消费者也应该理解，不追求利润的企业绝对不是好企业，也不能长久的，但开发商也应该主动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这是由于房产品的社会属性决定的。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一块地卖给你经营，你就得生产出对得起消费者和这个城市的建筑。不要因为宏观调控就自乱方寸，甚至做出一些违规违法的勾当。
而对购房者来说，也应对购房有正确的认识。最近看到一则报道，说一位刚毕业留杭两年的大学生想买一套钱江南岸的房子，预订单价6000-8000元/平方米，以组建一个家庭———三口之家来估计，120平方米是比较适中的面积，那么它的总价就是72万—96万元，首付30%（契税等不计），就要22万-29万元，如果要考虑将来装修、买车，再加上车库，就需要的现金总共达到了50万-60万元。最终结论是：房价太高、普通市民不可承受。
我想这样的愿望已远非“普通市民”的要求了：有大房子、小轿车、装修、还有车库……MyGod！这是欧美发达国家一个工作了几十年的中产阶级都梦寐以求的生活。
殊不知，中等发达国家人均居住才28平方米/人，发达国家也只不过是36平方米/人，这个“居住”中大多数人是租住，也是买不起的。
况且房产品还是个梯级消费品，客观的居住方式：租住———小房子———舒适性房子，不可能一步到位。
若以这种例子来批评房价过高，“普通市民”无法承受，是不是经不起推敲、过激了点呢？
